南风窗
“袁硕，网名“河森堡”，是知乎和微博上的“网红”，又在综艺节目《一站到底》上成为“格斗型男”。但作为国家博物馆“编外”讲解员，他坦言“压抑得太久了”。
”“今天的人算比较少的了”，国家博物馆社会宣传部讲解员袁硕，带着记者穿过由保安、武警和铁马组成的屏障，走进国博北面的一道小门，经过高悬《愚公移山》石浮雕的西大厅时，小声说道。此时，三三两两的人群正在主入口经受安全检查，长米的南北长廊和将近30米的挑高，让人显得分外渺小。
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为国家博物馆。次年国家博物馆扩建，和对面的人民大会堂比起来，体量比例也更加和谐。作为维系国家认同、满足政治想象的“权力场所”之一，国博的搜集、保管、研究和陈列功能，都旨在构建对民族国家群体有意义的“生活世界秩序”和集体性身份。
而国博讲解员作为“权威知识的传播者”，除了讲解博物馆的知识性物品，实际上还要提供关于人们生活世界秩序的知识。不过，以个性的魅力来重新召唤人们的知识渴望，完成国家的社会宣传目的，袁硕是当下独一无二的个例。
网名“河森堡”比真名袁硕的知名度要高不少。他敬仰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自甘降格“河”森堡，知乎10万粉丝，新浪微博23万粉丝；社交媒体上传播的知识性内容和粉丝的数量级，已经令他可以和马伯庸、“战争史研究”等大V“谈笑风生”。
参加综艺节目《一站到底》后，袁硕进入了主流观众的视野，一些节目剪辑正以“故意答错”、“格斗型男”、“霸道总裁”的标题在网上大肆流传——“表演型人格”也是袁硕能够成为“网红”的因素之一。
他毫不讳言对张扬个性的渴望，“因为之前压抑得太久了”。
“别叫我导游，我是国博讲解员”
“我特别讨厌别人叫我‘导游’，这不是看不起导游，”袁硕说，“而是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儿。”站在展厅里的袁硕，其实怎么看都不像导游——一则归功于国家博物馆的漂亮制服，一则归功于袁硕12年来的格斗训练——如果在旧小说里，人们会为这个挺拔的小伙子的出现“暗暗喝一声彩”。
相比导游讲述“稗官野史”的工作，袁硕的社会宣传工作则严肃得多——从《古代中国》到《复兴之路》，从明清家具到威尼斯画派，从玛雅文明到现代主义艺术，从宝格丽珠宝展到新疆建设兵团专题展……这么多庞杂的内容，讲解员必须要不停地准备、不停地背词。
袁硕说，国博讲解员在上岗之后，要掌握的第一个展览就是《复兴之路》。这个展览主要讲的是“自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之前总书记就是在《复兴之路》的展厅里做了有关“中国梦”的演讲，所以这个展览的政治性极强，对“词”的掌握也最严格——甚至连“的、地、得”都要分得清清楚楚。
不过，总是会有一些游客上来就大喊：“导游！这是什么玩意儿！你来给我说说！”这也不奇怪，袁硕没“走红”之前，社会上普遍都不清楚该如何称呼这些博物馆的讲解员。袁硕说：“参加了电视节目后，许多同行给我发来了信息，说我‘为讲解员争脸了’。”
“我是一个特别害怕尴尬的人”，袁硕说，在新西兰游玩总是遇到热情洋溢的当地人，为了避免隔着米开外就打招呼，便有意边走边玩手机，等走得近了再抬头跟人问好。结果没想到每走出几百米，总有人来问候，愁得简直没办法。
而讲解员的尴尬却是众目睽睽之下的：“第一个是讲得太糟糕了，观众不耐烦都走了。第二个是观众问你一个问题，可你答不上来。”尴尬过几回，袁硕也总结出一套经验：“熟悉讲稿，但避免依赖讲稿，更重要的是少说水词儿，多说干货。”
袁硕举例：“比如讲解一件青铜器，‘现在您看到的这件XX青铜爵，造型美观大方，纹饰精致多样，体态端庄，气势非凡，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是我国青铜铸造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这就是水词儿，大伙儿一听就恶心。”
“什么叫干货呢？‘青铜不是单质，而是铜锡铅三种金属的合金。在殷商时还没有酒精蒸馏技术，所以当时贵族会喝一种小米酿的米酒，米酒和含铅的青铜器接触后会产生一种甜味的醋酸铅。殷商的甲骨文中记载了不少贵族曾经出现过头疼，体弱，视力下降，无法生育等身体问题，这些都是类似铅中毒的症状。因此有专家推测，殷商的贵族可能和罗马贵族一样也出现过严重的铅中毒问题。’这样大家一般都听得津津有味，觉得大有收获。”
第二种尴尬比较致命。因为讲解员在展厅里接二连三地回答不上观众的问题，那么观众就会开始怀疑讲解员之后所有的话。袁硕的解决办法是：“每周给自己一个主题，在一周的时间里，通过看书，刷纪录片，听专家讲课，看论文等方式，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个主题所涉及的知识，当一周的时间到了以后，无论了解到什么程度，都转向下一个主题。
袁硕在国家博物馆做解说。
大主题可以安排两周，超大主题可以安排三周。比如说长征这个主题可以安排一周的时间学习。CIA这个大主题可以安排两周。二战这个超大规模的主题可以安排三周。”
这种虔诚的、有规划的学习，袁硕乐在其中。“我从小就争强好胜”，袁硕回忆起来，初中就读于“北京二中”、高中却去了倒数的“二十五中”的经历，让他一直渴望摆脱与初中同学的落差。“那是什么样的差距呢？二中高中部最好的班级叫‘清北’班，学生半只脚踏进清华北大，二十五中最好的班级叫‘大本班’，学生‘有机会’上本科。”
因此，中考结束后袁硕就去学了格斗，“十几年来中国跤、柔道、跆拳道都学了”，去年10月还在团结湖轻松擒住一名手机抢劫犯。练习格斗之于袁硕，多多少少也有自强、自律的意思。
在国家博物馆做讲解员，袁硕也没有忘记那种“影响的焦虑”，“北京二中的同学会发状态说在国外和知名物理学家谈笑风生，或者和欧洲著名钢琴家亲切握手，我不想只能发‘点击测试按钮看你是三国时期哪个武将’这种东西”——“简直是low到裤子都提不上了”。
“美好生活不能靠老一辈的经验”
其实袁硕并不是国家博物馆编制内的一员，首都师范大学毕业的他，签的一直是“劳务派遣合同”——工资也不高。他笑谈：“几年前的一天，我的一个朋友带上他的女朋友，和我一起吃饭。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的那个朋友就和我聊起各自的工作。他指着自己的女朋友说：‘你知道吗？她现在是他们单位（游戏公司）的业务骨干，好几个单位挖她，她现在随便跳个槽，起薪最起码这个数。’说完伸出5个手指头在我脸前比划。其实我那朋友想表达的意思是：起薪最起码五位数。但是当时我看着他那5个手指头，脸上顿时汗珠涔涔，青筋暴起。我说：‘什么？！五千？！我X！！！那么多？！’”
不过，倒不是因为钱，而是另一件事改变了他的想法。去年10月当街轻松制伏手机抢劫犯，手机的主人给国家博物馆送来了锦旗和表扬信。袁硕领回锦旗，路上碰到了一位领导，领导大加赞赏，并问袁硕是哪个部门的，是不是新来的，袁硕答：“我在这儿5年了。”
“小时候我就经常从我的长辈和老师那儿听到这么一套说辞：只要你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机会自然而然就会找上门来的。做人还是要低调，是金子就一定会发光。你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你的表现大家都会看在眼里的。”袁硕道，“可是这两年，接二连三的事儿告诉我，以上这些逻辑是错的。事实上，就算你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机会也不会自己上门。你做人低调，很多人就是完全不知道你的存在。你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你的表现未必会被大家看在眼里。”
“我现在仔细想想，我的长辈和老师们之所以会迷信他们那套逻辑，是因为他们经历过一个动荡的时代，在他们的世界观形成的时候，生活已经告诉了他们，引人注目是多么糟糕的一个主意。可是时代不同了，现在这个时代的背景音乐已经变了，在互联网主宰一切的今天，建立人和人之间的链接，向公众展示自己的价值不仅是非常正当的，而且是极有必要的。”
生于80年代、成长于90年代的袁硕，直言90年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小神龙俱乐部”里的无数外国动画片，《我爱我家》《甲方乙方》等影视剧，给了他幸福童年和价值资源。
伴随互联网成长的他，承认自己在网上比较“嘚瑟”，但是当自己想通了“美好生活不能靠老一辈经验等来”的道理，他立刻感觉整个人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就这个feel倍儿爽，爽爽爽爽！”
在朋友圈里推荐胡安·迪亚兹·卡纳莱斯和胡安霍·瓜尔尼多的漫画《黑猫侦探》，袁硕认为品位的小众更重要。“我也看过《火影忍者》，但我不会喜欢”，“漫画的话我最喜欢季诺”，“如果有一天满大街都喜欢季诺，那我也只好不喜欢了”。
“做人就是要真诚”，袁硕的眼神坚定。确实，他坦然地讲述自己的尴尬、自己的野心，“我希望功成名就，但这个东西挺难量化的”。名声、荣誉、鲜花、光环，这个“85后”北京男孩儿照单全收，没有遮遮掩掩，没有闪烁其词，全无市面上常见的虚伪矫饰。
袁硕在参加《一站到底》。
“我是民族主义者”
“前不久，北京另外一家博物馆的讲解员（北京文博圈里的名人）来国博找我玩，我们俩讲解员就坐在国博的咖啡厅里聊天，聊着聊着就开始变成诉苦，最后我们俩人都快抱头痛哭了。说实话，当讲解员真不容易，而我相信题主（知乎上提某个问题的人）也应该能感觉到，在讲解员这个岗位上，越热爱自己的工作就越觉得不容易，越热爱自己的事业心里就越觉得委屈，我时常有一种抱着杠铃游泳的感觉。
我年7月入职，到今天已经5年多了，这5年里我数次觉得自己‘真坚持不下去了’，有一次辞呈都打印出来了，后来想起我刚入职时立下的志愿：成为全国最优秀博物馆里最优秀的讲解员，我徘徊半天，又把辞呈撕了。”袁硕表示。
当“80后”一代进入社会和体制内时，很少有人会生出“如鱼得水”的感觉；相反，像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的“小林”一样，他们充满了困惑、挣扎和求索。
而博物馆较之其他单位又特殊了一些，其设置、发展、壮大的背后，是一长串关于民族国家和全球化发展的脉络和肌理。具体到与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并列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国家博物馆，它以物品的收藏和陈列来“记录”民族群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存在，以物品来源的疆域来“宣告”国家政治的版图。
虽然国家的基础依靠法律和科层管理，但共同的祖先、语言、风俗、宗教、信仰，更有力地维系着国家内部的真正认同。
可以说，作为国博讲解员的袁硕，他的表面工作是社会宣传，讲解具体的、各具差异的物品和展览，厘清知识性和历史性的内容，但他的内在工作，是民族主义的。
和宗教类似，民族主义将器物的繁复、个人的渺小、生命的短暂，升华为集体的广阔和永恒；纯属偶然的个人生活、物质存在，终将在集体的存在中获得不朽的意义。而恰好，袁硕说：“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起源、发展于“民族国家”意识的博物馆，天生、内在就需要“民族主义者”，它一方面创造出民族记忆的共同想象，一方面得益于民族主义者不断的创新和回顾。这也证明了意气昂扬的“民族主义者”袁硕，为何能够以“编外”的身份，忍住了一次次地放弃，为国家博物馆带来社会宣传层面上前所未有的荣光。
所有博物馆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都是短暂的，但它确确实实为想象民族的永恒而存在。当袁硕再次走过每天要走无数次的西大厅，他转过头，看了看墙上的《愚公移山》。
作者
南风窗记者荣智慧r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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