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与记忆”。中国博物馆协会在西安也召开了“博物馆与记忆”学术研讨会。从《中国文物报》（2011年6月22日）上发表的论文摘要来看，一种直觉式的看法普遍存在，即文物承载着历史记忆，博物馆通过展示文物来展示历史记忆。这些看法反映了博物馆界对博物馆与记忆之间的基本认识，但还不够深入。问题在于，记忆理论究竟包含着哪些内容？博物馆业务与记忆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如何在博物馆业务中自觉应用记忆理论？这些问题还存在着进一步厘清的必要。笔者拟从历史记忆学术研究史的角度，对历史记忆与博物馆文物的收藏和展示等业务活动之间的关系作一些说明。

对人类个体的记忆研究最早是心理学研究的领域，主要目的是探讨人类的认知能力。1885年，心理学家埃宾豪斯（1850－1909）发表研究成果《论记忆》，该书通过科学实验的方式，探索人类个体如何使信息保持长期和短期的记忆。但是，这种研究往往局限在实验心理学的领域，因此忽视了个体的社会背景对记忆的影响。这一点不足为后来发展起来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所纠正。社会心理学探讨个人的心理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问题。例如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理论中都涉及到集体心理学的内容，提出了“集体心理学”及“集体无意识”的概念，反映了社会心理学对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

但是，心理学的研究毕竟主要是在探索个体的记忆和认知能力，而揭示出人类个体记忆与集体和社会之间所具有的密切联系，主要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1925年，法国的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出版了《论集体记忆》。在该书中，哈布瓦赫认为，尽管任何记忆最后都要诉诸于个体，但是，没有纯粹意义上的个体记忆。人类的个体记忆都是植根于社会情境和结构之中，实际上都是一种集体记忆。小到一个群体，大到整个社会，都存在着集体的记忆。例如，家庭这个群体就存在着集体记忆。个人对家庭的记忆不是一种由个人来决定的记忆，而是一种由家庭这个群体所决定的记忆。宗教也具有集体记忆。例如基督教，无论是哪个教派，每个教徒都共享着耶稣殉难的记忆。国家也有自己的集体记忆，例如民众共享着对建国日的纪念和回忆。这些记忆的特点是，只有这个群体中的成员才能共享这些记忆，而一个群体之外的人是很难共享这些记忆的。记忆的共享是集体记忆的主要特点。

受集体记忆理论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社会现象研究和田野调查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家开始广泛地注意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的现象。社会学界出现了公共记忆研究，民众记忆研究等研究方向。公共记忆研究的核心是对国家权力机构和主流话语在塑造社会公众集体记忆的研究。民众记忆研究强调的是社会中某些非主流群体对主流话语的质疑和反对。人类学的许多田野调查报告中也涉及对集体记忆的描述。

集体记忆分为历史记忆和自传记忆。哈布瓦赫探讨了历史记忆和自传记忆的区别。他认为，历史记忆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忆，例如对美国独立日的回忆。自传记忆则是个体对自己过去亲身经历事件的回忆，例如对结婚日子的回忆。历史记忆有一个重要特征，即需要有激发历史记忆的情境。历史已成为过去，个人不可能亲身经历每一个历史事件，因此他需要去回忆或记忆历史事件，而这种回忆或记忆，是需要在特定的环境中被激发出。例如通过参加纪念活动被激发。而自传记忆的特点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没有相对的情境来激发，这种记忆就会趋于淡化。自传记忆也是一种集体记忆。因为自传记忆中的事件只有在具有相似经历的人中间才会被激发，才会被回忆，因此也具有共享性，只不过是在更小范围的群体之中。

历史事实与历史记忆是有区别的。这主要是因为历史记忆通常是与现实相联系，具有现实意义。历史记忆来源于过去的历史事实，但总是和现在相连接。而且，只有当过去发生的事情对于现在有意义，历史记忆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历史记忆是经过筛选的记忆。人们用过去对于现在的意义来筛选历史，这就形成了历史记忆具有选择性的特点。

历史记忆的选择性及被附加的现实意义，意味着历史上有很多事件在发生的时候并没有显得像今天那样重要，原因就在于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过去历史所赋予的意义是不同的。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郑和下西洋这个历史事件，在明成祖时代，是一件大事。但是，由于远洋朝贡贸易所消耗的经济资源非常巨大。在郑和之后，再也没有哪一个皇帝派出过大规模的船队。这说明，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实际上是很有限的。一直到清末，郑和下西洋这件历史事件几乎已经被人们所遗忘。但是，在二十世纪初，郑和下西洋这件事情又奇迹般地回到人们的记忆中。它成了一面鼓舞民族士气的旗帜。1904年，梁启超先生在《新民丛报》3卷21期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的文章。当时，因为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正在日本避难，正是他发现了郑和下西洋这件历史事件的价值。由于受西方宣传哥伦布航海的影响，梁启超以郑和作为中国的大航海家，用古老中国的事迹鼓舞民族士气。此后，经过诸多学者的研究，郑和下西洋甚至成为史学的热点之一。在这里，郑和下西洋这个历史事件经过了从被人们遗忘到重新进入历史记忆的过程。

我们会发现，郑和下西洋这个历史事件之所以被回忆，在于这个事件本身可以穿透历史，在特定的时期可以被赋予特定的意义。在梁启超时期，这个特定的环境是唤醒民族主义，要求民族自尊。因此，为了在民众之中唤起民族自信，当时的学者就有可能从过去寻找某种东西。郑和下西洋的潜台词是，中国现在积贫积弱，但是中国的过去仍然是值得骄傲的，中国的航海业也曾经出现过在航海规模上连西方哥伦布也难以匹敌的郑和。过去的历史事件，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存在。所以，历史事件被人们重新回忆，是因为人们赋予了历史事件以现实的意义。过去的历史被重新包装，跨越时空回到现在。

历史记忆能够流传下来，通常需要借助一些传播的途径。这些途径包括文献、器物、图像、仪式、空间等。文献是历史记忆得以延续的最主要途径。当历史的记忆从人们的口传变成文字记录后，历史的某一种版本就被固定下来，并有可能成为一种具有权威性的说法影响后人的历史记忆。器物是过去生活的实物见证。器物本身记载着过去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工艺水平。因此能够激发起后人对过去生活的联想。图像也是一种传播记忆的途径。这里的图像具有广义的含义，包括绘画、照片、雕塑和现在的影视作品。尤其是摄影技术发明后的照片更是承担了延续记忆的功能。仪式在延续历史记忆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仪式是表达性的艺术，同时也是形式化的艺术，通常包括固定的语言和程序。仪式的最重要功能就是延续历史的记忆。特别是纪念仪式更是如此。仪式通过高度的重复性和不变性，暗示了仪式隐含的古老记忆，促使人们回忆过去的神圣性和权威性；有的仪式的内容也直接指向过去的历史事件，并不断唤起和强化人们的历史记忆。例如每个国家的国庆庆典活动，目的就是在不断唤起人们对于国家建立那一刻的记忆，从而为现政权提供合法性和权威性，并呼唤一种忠诚。空间是历史记忆天生的传播途径，尤其是具有丰富历史和文化内涵的文化遗产，更能激起人们对历史的回忆。

博物馆收藏和展示历史记忆

博物馆是文物收藏的永久机构。从历史记忆的理论来说，博物馆是传播历史和文化，激发人们的历史记忆的天然场所。除了古建筑博物馆及一些历史遗址之外，博物馆本身不是历史记忆，博物馆是收藏和展示历史记忆的场所。博物馆收藏的文物，包含了丰富的文献、器物、图像等类别，甚至还有通过影像所记录下来的历史资料。这些文物反映了过去的生活图景、工艺水平、历史事件乃至历史经验，实际上是承载着一个社会共同体对过去历史和传统记忆的物。由于不同的文物承载着不同的历史信息，因此博物馆对文物进行登记、分类、保管和研究就非常必要。博物馆文物保管过程，实际上是在对文物所保存下来的历史记忆进行整理和揭示的过程。尤其是开展文物的专题研究，对揭示文物背后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记忆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博物馆不仅是文物收藏机构，更是文物研究机构。

由于历史记忆往往与现实的意义联系在一起，因此，博物馆文物中所蕴含的历史记忆及现实意义，往往需要通过展示的方式才能表现出来，这就涉及到博物馆展览体系的设计问题。我们知道，每一件文物所承载的历史记忆是不同的。有些个体文物直接体现了历史事件，例如溥仪退位诏书这件文物，代表着一个王朝乃至时代的结束。但许多个体文物并不能直接体现明确的历史事件，只有纳入到一个有目的和系统的体系中，其对揭示或塑造历史记忆的价值才体现出来。这种体系，只有通过有意识的展览设计才能提炼出来。这就是博物馆展览内容大纲和形式艺术的总体设计。博物馆的展览设计，就是通过历史或艺术的线索将各种文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较为显著的主题，从而揭示或塑造着观众对过去历史的印象或记忆。文物本身确实是历史的见证，但文物本身不会自觉地呈现出意义和价值，文物的历史意义来自当代人的历史观和价值判断。当代人对过去历史的看法，需要经过解释。展览体系就承担了这种解释的功能。因此，展览体系实际上是在解释当代人所认识的历史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否则，如果仅仅靠文物本身就能展示历史的意义，为什么还需要进行设计？从这个角度来说，单纯强调“通过文物自己来说话”并不准确。文物本身不会说话，会说话的是展览设计所呈现出来的展览体系，更准确地说，是展览体系所呈现出来的当代人对历史的整体印象。这种整体印象，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或历史记忆。

展览体系所展示出来的历史记忆需要大体符合历史的原貌。但一般来说，我们会发现，展览设计中的内容设计通常难以突破时代的限制，原因就在于展览内容所呈现出来的历史图景要大体符合大多数观众的历史印象、价值判断和预期。如果普通观众历史记忆的内容没有变化，这一时期的展览内容设计常常表现出类似的特征，甚至可以说展览内容设计常常具有保守性。同样的道理，展览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原因也是因为时代的变迁已经改变了大多数人的历史印象和价值判断。但展览形式设计作为一种装饰性的设计，受到历史记忆的影响较小，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展览形式设计的推陈出新。总体来说，不管是展览内容还是形式的设计，由于展览设计通常是在有意识地设计，既然是有意识地设计，就不可能随心所欲，所以许多时候展览设计通常包含了专家论证以及各类审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维持展览体系所展现的历史记忆的时代特征。因此，从历史记忆的角度，我们也可以解释一个文物展示中存在已久的现象，即根据一个具有主题的展览体系，许多文物有可能从来没有机会在一个有主题的展览中出现。这是因为，这类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往往与展览体系所要表现的历史主题和历史记忆不相符，所以展览设计人员没有办法将该类文物纳入一个统一的体系中。这也充分说明了历史记忆是具有选择性的特点。

历史记忆理论有其丰富的内涵，特别是历史记忆传播的途径和历史记忆所蕴含的现实意义，与博物馆的业务活动息息相关。历史记忆所依赖的事实基础需要通过学术研究来揭示，历史记忆与现实的联系需要通过博物馆的展览体系来体现，因此，博物馆在历史记忆的发掘、展示和传承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博物馆也同样需要进行历史记忆展示内容的创新，通过文物研究，发掘出具有多样性的历史记忆内涵，形成不同的展览主题，使更多馆藏的文物能够在不同的展览中出现，从而发挥其历史记忆传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