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这是《诗经·齐风·鸡鸣》中的诗句，意为清晨鸡啼，妻子催促丈夫起来参加朝会；不要因为贪恋与自己的衾枕之欢而让大家指责。此篇被认为是“美勤政”、“贤妇警夫早朝”的佳作。由此也可从侧面看到朝会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特别是朝会与当政者及后宫之间微妙的关系。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白居易《长恨歌》中所云：“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朝会是君王理政的场所，是一个朝代政治面貌的直观体现，很难想象一个依赖君王乾纲独断的专制王朝，如果皇帝长期不上朝，其权力中枢如何运转以及其经济、社会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不幸的是明朝就有两位三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明世宗自嘉靖十余年后，三十年不上朝。神宗效法其祖父，也有三十年不上朝的荒唐之举，甚至还有过之——世宗认为自己“军国大务，何尝不日经心”，即关心政务、批答奏疏就是尽了为君之责了，而神宗在万历后期，往往连奏疏也不批答。

“家天下”的主人为什么如此懈怠？对其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又有何影响？首都博物馆与十三陵特区办事处为庆祝成立三十周年而于8月8日推出的“回望大明·走近万历朝”展览，试图用博物馆的展览语言将上述问题展开，并构建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展览以出土的200余件万历朝文物，特别是定陵出土的文物为主要支撑，以物说事，以事说史，围绕万历朝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科技文化、书画艺术等，勾勒万历朝的若干历史画面与场景，将人们所熟视的规律与结论在博物馆展览的叙事方式下重新审视。

神宗三十年不上朝的原因，说法很多，包括沉湎酒色、身体有病等表面原因。深层次原因则是，在“世间已无张居正”的时代，神宗既要切实处断国家日常行政事务，又要介入内阁、六部以及言路各方之间的冲突，常常莫衷一是；关键是神宗自己与士大夫群体在国本、内帑、矿监税使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难以弥合的分歧。臣僚以制度架构（内阁、言官谏诤等）及礼制、名节等为武器与神宗抗衡，神宗不能无所顾忌，但也不甘后退，为能得遂心愿与欲望，采取的办法就是消极“罢工”——不上朝、不举行经筵日讲、不批奏疏等。当然还有心理因素，童年时期母亲严厉的管教、威权空前的首辅张居正的阴影等，反叛后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展览中的《帝鉴图说》就是张居正为教育年幼的皇帝而亲自编制的教材。如果续编《帝鉴图说》，《帝鉴图说》的第一个读者——明神宗必定会被收录，不过是编在“狂愚覆辙”这一部分。而教材的编制者去世后也被神宗所清算。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剧：首辅靠不住、教材靠不住，其实都是因为皇帝靠不住。

神宗的外祖父李伟夫妇墓及神宗妃嫔墓所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都是首次展出。结合相关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形象直观地了解万历朝外戚及宫闱的奢靡与淫逸。展览中有一个定陵出土的带柄金罐，有磕碰和磨损痕迹，木柄因长期烟熏而黑光发亮，侧面有“尚冠上用”铭文，底部有“大明万历年御用监造八成五色金重二十二两四钱”，合895克。这是神宗生前煎药用的药罐。神宗一生体虚多病，经常服药，这陪葬的药罐也算是一个佐证。

政治的腐败、王朝的没落似乎只停留在庙堂之上，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展览中的丝织品、民窑瓷、外销瓷（克拉克瓷）等见证了万历时期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鸦片战争前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短暂高峰即发生在万历朝：万历二十九年(1601)，利玛窦来到北京，向神宗进呈圣像、圣经、《坤舆万国全图》、自鸣钟等。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利玛窦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如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几何原本》后九卷的翻译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间隔了整整250年，这个数字不乏嘲笑和令人扼腕的意味。我们耳熟能详的《本草纲目》《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农政全书》《金瓶梅》《西游记》《牡丹亭》、“三言二拍”以及文学上的竟陵派、公安派等皆出于这一时期。而书画艺术千峰竞秀的流派更是不胜枚举。这是一个开放、追求个性、活泼开朗的时代，而且成就斐然。政治与社会看上去似两张皮，似朝着两个方向前行。反差的张力是如此之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白寿彝先生在编写《中国通史》的时候，曾经讨论：为什么晚明时代政治却那样腐败，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却那样繁荣？资本主义萌芽说、社会转型说无不于此有关。答案有很多，展览中只能是描述现象，提出问题，如果观众能带着问题，思考着离开展厅，这就是展览成功的标志之一了。为此，展览以“一位长期罢朝的皇帝”、“一个多彩的社会”为标题，提醒观众，看上去不兼容的两个现象发生在同一时空，两者之间必定有某种内在关联。

提出的问题永远比解决的问题多，作为形象化视觉艺术的展览更是如此。在博物馆中展示某一帝王统治时期的历史文化尚属首次。我们不仅想作此尝试，更想在各类明代历史文化的传播与阐释方式中树立一种博物馆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