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黄河文化价值的思考
陕西省黄河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年10月13日，《三秦都市报》第11版“三秦文博”栏目刊发了《陕西省黄河文化价值的思考》，这是我们借鉴众多前辈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的一点思考。囿于报纸的篇幅限制，对部分内容作了删减，为更全面地表达作者的想法，现将全文发表，希望求教于方家，以利于我们今后更好地开展研究。
前言
陕西省位于黄河中游，流域范围涵盖西安市、咸阳市、铜川市、宝鸡市、渭南市、延安市、榆林市、商洛市等8个地级市的81个县（区），径流长度千米，流域面积、人口、经济总量分别占陕西的65%、76%和87%。
“陕西”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西周初年，周王朝以“陕原”（今河南陕县境内）为界，“陕原”以东曰“陕东”，由召公管辖，“陕原”以西曰“陕西”，由周公管辖。黄河上游自然秉赋较差，不具备古代农业早期发展的环境与条件；黄河下游虽然平衍，但人类在很长历史时期内难以承受、应对严重的洪涝灾害。陕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古代人类很早就在此繁衍生息。考古证明，孕育文明的并非大河干流，而是支流。渭河作为黄河最大的支流，黄河最为眷顾的泾渭农区，在一个“几”字形的大屏障里，精心呵护一个渭河盆地。于是便有了八百里秦川的富庶丰饶，有了周秦汉唐的绝代风华。
如果说黄河是母亲河，那么摇篮中的宝贝是渭河。从文化的角度而言，渭河是主流，是正源，它与陕西潼关以下的黄河流淌方向一致，从西向东，直到大海，在中国的中部形成一条轴线，这条轴是中华的文化之轴，中华文明的书页是以此来翻动的。它聆听了西周礼乐的典雅，亲历了大秦一统，见证了大汉的恢弘气势，承载了隋唐盛世的雄壮，形成了以中心四方和阴阳五行为宇宙观，以礼和规矩为核心文化价值观。
陕西的黄河流域的文明发展，大体经历了从远古时代的“满天星斗”到历史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再到近现代红色政权星火燎原，走向民族复兴等阶段。每个时代都留下了丰富、珍贵的文化遗产，全景展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新时代蓬勃奋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信和动力源泉。也是向全世界展示的一张“金色名片”。
一、先民的足迹——古人类演化的见证
陕西省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关中东部、中部的洛河、渭河流域和陕南的汉水上游及南洛河流域,关中西部和陕北亦有零星分布。
早在距今万年到50万年前，“蓝田人”就在此繁衍生息，陕西蓝田公王岭猿人头骨的发现，它扩大了已知的中国猿人的分布范围，增加了世界猿人化石的分布点。此后陆续发现的“大荔人”、“黄龙人”等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古人类化石及遗迹，对探索中国古人类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洛南盆地旧石器遗址跨越了由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整个南洛河流域从上游的洛南盆地到中游的卢氏，甚至三门峡、灵宝一带直至下游的河南巩义都有旧石器旷野地点发现，石制品由大到小。这些沿洛河流域分布的大量旧石器旷野地点群的重要发现，对研究整个南洛河流域旧石器时代聚落考古及古人类从山区到平原地区迁徙过渡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二、彩陶中华——中国五千年前的融合与统一
考古资料显示，在距今年的亚洲大陆东西两端率先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彩陶，中国是世界彩陶的发源地之一。中国至迟在公元前年就出现了原始陶器。距今年，在中华大地上，彩陶出现，迅速发展。作为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流域孕育出的彩陶文化区，是彩陶的萌芽，是目前发现最早发明和使用彩陶的地区,也是世界重要的彩陶文化区之一。这里是彩陶文化发展序列最为完整的区域，从距今约年的老官台文化开始，先后经过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发展，一直延续到仰韶时代晚期，经历了多年的历程，成为中华大地上独特的文化景观。
老官台文化彩陶作为中国彩陶文化的根，尽管器形与纹饰较为简单，却意义非凡。半坡文化彩陶纹饰以直线构图为基本特色，尤以鱼纹和人面鱼纹最为典型。庙底沟文化彩陶纹饰繁复绚丽，多以若干相同单元图案对称、重复排列，构成多元连续带状纹饰，尤以鸟纹及由圆点、弧边三角等构成的各种花卉纹最具特色。到仰韶时代晚期，中原地区彩陶开始衰落，数量急剧减少，纹饰趋于简化，但彩陶文化并未落幕，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异军突起，成为继中原庙底沟文化之后彩陶发展的又一中心。渭河流域彩陶这一发展与传播历程，也是彩陶文化或中华文明本土起源的有力证据。
庙底沟文化时期，不仅是中国彩陶发展的鼎盛阶段，也是中国史前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原本经营粟作农业的庙底沟文化先民，在与长江流域史前先民的交流中，发展出稻作农业，使粮食的来源比以前更加多样化。经济的稳定发展为人口的增长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这一时期，聚落数量增多，规模差异显著，出现了作为区域中心的特大型聚落。西安高陵杨官寨遗址就是其中的代表。如此规模的超级工程，单靠杨官寨一个聚落的居民是难以完成的，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等级分化，具备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杨官寨聚落的布局、规模以及大量独特遗存表明，庙底沟文化时期带有都邑性质的超大型聚落已脱颖而出。
庙底沟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共同体，它的分布范围以关中地区为核心，东达大海，西至甘青，北到长城一线，向南越过长江。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分布范围，与《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的区域高度重合。
半坡文化彩陶鱼纹与庙底沟文化彩陶的鸟纹都经历了由具象到抽象的发展过程，并最终发展成两种花卉纹饰：一种是相对具象的四瓣式花瓣纹，一种是较为抽象的花卉。考古学家苏秉琦将后者称为菊科和蔷薇科，认为它们就是华夏之花。无论如何，两种文化彩陶纹饰最终的趋同，分明显示出各部族文化的支流汇合为华夏文化的历史痕迹。
伴随着花瓣纹彩陶的不断传播，庙底沟文化与周围同时期的文化不断碰撞和融合，以“礼制”为核心的人文观念初步产生，并且以彩陶为载体，逐渐影响周围地区。在各地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之中，华夏文明开始不断地走向统一。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的“重瓣花朵”式的文化格局。
仰韶时代的彩陶“物化”了年前中国先民们的心灵，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精神，在推进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也为今天的我们与历史对话搭建起桥梁。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传之久远。
三、宫殿与城——早期国家的起源
伴随着生产工具及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农业水平提高，人口数量增加，社会出现分化。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中国开始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黄河及长江流域城邑林立，早期国家普遍形成，位于陕西北部的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等城址标志着这里已经进入古国时代。中国人类早期文明的曙光已经照耀着黄河两岸。
自黄帝时代开始进入社会复杂化、阶级形成、战争频仍、生产发展、文明初现的时代，炎帝、东夷、三苗等部落纷纷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彼此的角逐和合作中，黄帝为首领的华夏部族逐渐形成，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之开端。位于陕西的黄帝陵是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寝。《史记》记载：“黄帝崩，葬桥山”。桥山的黄帝陵一直是历代王朝举行国家大祭之地，保存着汉代至今的各类文物。不同时代的桥山黄帝陵祭祀有不同的历史背景、祭祀观念和祭祀礼仪，但都体现了民族认同、国家统一、和谐振兴的中华民族精神，并将这种精神的主旨传承至今，绵延不绝，成为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黄河二级支流的台地上，在距今约年的遗址中发现白灰面夯土墙体房址、灰坑、墓葬等超过处遗迹。最重要的发现是在遗址核心区大营盘梁一号院落是目前我国出土年代最早的中轴线对称式四合院建筑遗存，这种建筑布局在此之前未被发现过，而此后的兴县碧村小玉梁建筑群、偃师二里头遗址二号宫殿、周原遗址凤雏一号宫殿（宗庙）遗址等似乎都沿袭了这一风格，并逐步完善。由于学术界已将青铜时代的这几处建筑群认定为早期宫殿建筑或宗庙遗址，因此，芦山峁大营盘梁的院落建筑群或可视为龙山文化晚期至夏商周时期宫殿建筑的重要源头。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位于黄河支流秃尾河北侧，遗址发现了“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散步构成的石砌城垣，气势恢宏，构筑精良，为国内同时期遗址所罕见。城内密集分布有大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遗迹。据初步研究，石峁城址初建于距今4年前后，沿用至距今年前后，城内面积逾万平方米，是目前中国发现最大的史前城址。
石峁文化脱胎于陕北地区的仰韶时代，并在与周边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形成独特的文化面貌。石峁城址正处于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关键阶段，种种迹象表明，它的社会功能不同于一般史前聚落，石峁城址的社会功能不同于一般原始聚落，已经跨入了早期城市滥觞时期作为统治权力象征的邦国都邑的行列之中。对于重新描绘公元前2年前华夏沃土上“万邦林立”的社会图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在河套周围地区，芦山峁同榆林石峁遗址、山西的陶寺形成了一个鼎力的三角关系，并且三个文化类型之间也是相互交往频繁，装扮了中国广大区域，灿若星河的史前文明的天空。
四、制礼作乐——制度与思想的双重建构
周朝崛起于陕西黄土高原，取商而代之，朝代的更迭伴随着文化的发展，周朝奠定了我国古代礼乐文化的基础。周朝在对夏、商礼乐加以损益基础上，形成了更适合宗法封建等级制度的礼乐制度。
原始社会就有礼的习俗，各民族都存在不同类型的礼俗。中国自古以来就被称为礼仪之邦，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古代先贤就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作为政制的礼却在西周才完备。经过周公的制礼作乐,礼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礼的宗教性被削弱了,周礼从“事神致福”的宗教仪式演变为宗法封建等级社会的典章制度和人们的行为规范。史载周公制礼作乐，包括大礼三百小礼三千；生活中的饮食、辞让、冠婚、丧祭、射御等习俗无不尽括在内，并被扩展为亲亲尊尊、同姓不婚、嫡长子继承、名分爵称等宗法政治内容。
周礼成为覆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准则，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礼和乐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政治文化制度。周人以此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理想，奠定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基础。礼乐文明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五、九州共贯——多民族融合的大一统
“大一统”观念是“天下”观念的延续，发端于先秦诸子百家，成熟于秦汉之际，并最终成为塑造中国文明基体并关联中国各历史阶段的重要政治思想。“大一统”的内核是“政治秩序的实现”。这是先秦诸子认为天下可以实现大治的关键。
早在西周初年，就出现了“中国”一词最。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铭文原文为“宅兹中国”。体现了周人对于当时地理空间的认识，何尊铭文内容的重点,实际上正是成王告诫宗小子们成周这一“中国”之地对于王朝统治的重要。这种“天下之中”、“中国”的观念，对于后世影响深远。
“大一统”理想是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实现的。秦始皇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趋势。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政治举措，废分封、立郡县，建立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并采取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措施。
秦汉以后，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实施了一系列国家工程。如修建的驰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第二年（前年），就下令修筑以咸阳为中心的、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著名的驰道有9条，有出今高陵通上郡(陕北)的上郡道，过黄河通山西的临晋道，出函谷关通河南、河北、山东的东方道。驰道和直道的修建，是秦汉时期规模宏大的筑路工程，对于陆路交通的发达，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具有重大的意义。
蜀道的开通则是连接了都城长安和巴蜀之地，无论古代与现代，蜀道在我国历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周、秦、汉、南北朝的漫长历史时期里，蜀道是历代王朝政治中心——京都通往西南乃至通往与西南临近国家的要道，她与连接东西的丝绸古道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隋开皇四年（年），隋文帝命宇文凯率水工开凿。因渠经渭口广通仓下，故名“广通渠”。广通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三百余里。因为有三门峡天险的存在，广通渠连接渭河与三门峡西边的黄河，到了三门峡段就得改陆运，并未与隋唐大运河直接连通。尽管如此，关中的粮食仍由隋唐大运河输送，依然成为连接全国交通的重要路线。
秦汉继承先秦诸子“天下一统”的思想，从儒家的“天下”观念中汲取相关要素，根据历史传承“天下观”，形成了统一中华民族认同，并以此人群范围划定了国家的地理疆域。依“天下观”所构建起来的国家，其政权权威的覆盖范围是根据对“天”的统一认同为标准。认同本质上是特定社会文化机制的作用结果。国家的地理疆域按照"“文化至上”的标准，根据人群的认同扩展其政权覆盖的领土范围，不断由华夏族所居的中原扩展到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广大领土范围内。正是“柔性边界"”促进了多元政治实体作为次国家单位参与到更大范围的中华民族群体中，在多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华民族认同。
“大一统”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长远的历史意义。
六、通经致用——儒学思想的重构与制度化
汉朝是又一个在渭河流域建都的大一统国家。汉朝四百年历史铸就了辉煌的文化。但这其中对后世影响最为广泛的当属儒学思想在这一时期的重构与制度化。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年之后，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汉朝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以“仁、义、礼、智、信”建构了一整套完整的政治儒学理论，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
儒学的理想主义色彩已在一定程度上稀解，开始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演变，但它却契合了政治的需要，并在汉武帝时代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儒学官方学术地位的确立，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儒学制度化却有利于大一统政权思想建设的需要,适应了汉代统治者构建政权合法性和威权政治的现实需要,是中国封建统治得以绵延两千多年的重要的理论支撑。引领了此后中国长达二千多年政治理念和社会风尚的转变，构筑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思想共源，促进了社会公共交往的有序进行。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史记》是儒家人文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史记》的体例安排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孔子置身于世家之列，表现了司马迁对其的特殊的尊敬。还有儒林列传，仲尼弟子列传等，是儒家学派的群体传记。司马迁还表达自己对孔子的敬仰之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史记》渗透的儒家精神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同，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北宋到清末，儒学在陕西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儒学的重要学派——关学在此诞生。关学是萌芽于北宋庆历之际的儒家学者申颜、侯可，至张载而正式创立的一个理学学派，因其实际创始人张载先生是关中人，故称“关学”。又因张载世称“横渠先生”，因此又有“横渠之学”。关学作为儒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学派，延续了余年，誉播华夏，影响深远。明代著名学者王阳明曾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
“关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礼》为用，以孔、孟为法。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堪为儒学的文化纲领。关学作为儒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学派，延续了余年，誉播华夏，影响深远。张载创立关学之初，关中学子便积极追随，其中以蓝田吕氏兄弟最为踊跃。张载开始在关中讲学时，首和者就是吕大钧，接着，其兄吕大忠、其弟吕大临都相继拜张载为师。蓝田吕氏兄弟五人登科及第，是闻名遐迩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加入至关重要，为关学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使关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形成鼎立之势。
七、都城与陵寝——帝国文明形成的具象表达
都城与陵寝都是礼制建筑，是不同时期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不同时期社会治理体系、宇宙观、核心价值观等综合信息的承载者，最能体现这种变化。黄河流域从夏朝以来，有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陕西则占了其中的0多年。周秦汉唐的丰镐二京、咸阳城、汉长安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秦宫陵园、秦始皇陵、汉、唐帝陵，无论从规划布局、建筑形制而言，体现了从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从王国到帝国文明的演进。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帝国取代王国的历史时期,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典章制度的确立时期。作为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古代都城秦咸阳城、汉长安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汉长安城的官殿、市场、宗庙、社稷分布情况，是我们通过考古所知时代最早的“面朝后市、左祖右社”都城布局的实例。丹凤门遗址和含元殿遗址考古发掘加深了对宫城在都城中的重要地位及大朝正殿在都城之中的“居中”、“居前”、“居高””特点的全面、深刻认识。
隋唐长安城在北魏都城的基础上，作了更加整齐的调整，奠定了东西对称、南北向中轴线的都城布局。长安的内城位于整个都城的北部正中，分成南北两部分，北半部分是宫城，按照外朝、中朝、内朝的朝廷制度建设，南半部分是皇城，重要中央官署全部集中于此，并把内城与居民区、市区完全隔离。郭城从东、南、西环抱内城。郭区采用严格的里坊制和集中的市制，以朱雀大街为轴线，呈棋盘格式。
古代都城考古遗址发现，自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之始，就形成了大朝正殿居中、居前、居高的理念，以大朝正殿为中心形成“左祖右社”的都城格局，礼制建筑折射出“天”、“地”及儒家思想、宗法理念，这些都被秦汉唐宋以及历代王朝所继承。
人类出现以后，逐渐形成了“视死如生”的观念。战国后期，流行两千年之久的集中公墓制开始被独立陵园制取代；与此同时，古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开始出现从王国体制到帝国体制的根本性变化。在独立陵园制的发展后期，“汉文明”的确立与巩固使其呈现出一脉相承的成熟性。
“陵墓若都邑”，春秋时期的雍城秦公墓地以壕或沟为界表示一定的地理划分，但其整个陵园内包含多代国君，每代国君均拥有相对独立的陵园，各陵园之间相距不远，且尚未有独立名称和相对完备的墓上礼制建筑。因此，该墓地仅为独立陵园制的萌芽形态。
秦始皇陵园已经完全具备独立陵园制正式确立的标志。承载着社会教化示范作用的帝王陵墓，其陵园借助封土、三出阙、外藏系统等要素，能够彰显超越皇帝个人生活之上的帝国理念，强化民众大一统的国家意识。西汉帝陵全方位地继承了秦始皇陵寝制度并有所发展，包括帝陵陵园的内部设施、布局以及朝向等。西汉帝陵和陵园的建筑布局受都城建制的影响，帝陵、后陵、陵墓和正门的位置与长安城内的宫殿布局形制非常接近。从汉文帝开始，帝、后各建一座陵园。从景帝阳陵开始，寝殿移到帝、后陵的陵园之外修建，创立了“陵旁立庙”的制度。陵园附近还有众多的功臣贵族陪葬墓，其中外姓功臣的加入成为西汉帝陵作为独立陵园的一个新的特点。西汉晚期以儒学理论为基础对郊祀体系和宗庙体系进行改革，自元帝渭陵开始，陵园及其内部分陪葬墓的方向由东向变为南向。西汉晚期的帝陵陵园开始出现具有内外两重墙壕结构的陵园形态。从汉元帝开始，陵园设置的外藏系统观念也开始出现变化，陪葬坑的数量急剧下降，直至东汉时期外藏系统弱化甚至消失；从此阶段开始，陵邑制度彻底消失。
唐代帝陵有封土为陵和因山为陵两种形制，其陵园建制基本效仿两汉之制，坐北朝南，各陵均有独立的兆域规划、陵墓建筑，且四周均有围墙，不同之处在于寝宫地位下降、献殿地位凸显。
独立陵园制出现于族葬意识削弱、君主专制强化的战国中后期；确立于帝国构建、大一统国家概念被广泛接受和固定的秦始皇时期；发展于力求以制度变革和国家主导文化的改造来谋求长远发展的西汉时期；简化于整个社会环境变动不安的东汉至十六国时期；恢复和复兴于南北对峙相对稳定而后统一的南北朝至隋代；大发展于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盛唐；相继传承于两宋及其以后。
都城和陵寝制度的出现、确立、发展、简化、复兴和传承无疑是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更是象征着各个时期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构架，间接投射出从王国到帝国螺旋上升式演进。其发展脉络中呈现出的多样性是由各阶段社会治理体系中各自的独特性所造就。
八、开放包容——千年丝路归去来
“丝绸之路”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期间，古代欧亚大陆间开展长距离贸易与文化交流的交通大动脉，是东西方文明于文化的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它以中国长安/洛阳为起点，位于古老的黄河文明中心地带，经中亚向西到达地中海地区，向南延伸至南亚次大陆，分布于横跨欧亚大陆东西长约00公里，南北约公里的区域内，是人类历史上交流内容最丰富，交通规模最大的洲际文化线路。
陕西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亦是华夏文明走向世界的始发站。丝绸之路始于汉，兴于唐，陕西则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核心城市，汉长安城遗址、茂陵及霍去病墓、张骞墓、唐长安城遗址唐昭陵、唐乾陵、鸠摩罗什舍利塔、兴教寺塔、大秦寺塔、法门寺塔、彬县大佛寺石窟他们照亮了历史的夜空。
公元前年的中国汉代，汉武帝在长安城未央宫定策，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前往西方的官方通道。当公元前年张骞出使回到长安时，不仅第一次带回了外部的信息与知识，而且中国从此开始将丝绸、漆器、铁器、铜器等大批物资传到西方，也将良马、玻璃、毛毡、亚麻、香料、胡椒、葡萄、石榴等引入中国，“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汉代中国开辟丝绸之路的价值不仅在于拓展了交通路线，更引导中原华夏文明由此开始有意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