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馆刊》自1979年创刊（总1期），至本期已是第100期了。在国博百年的前夕迎来百期《馆刊》，可谓双喜！作为本馆对外的学术窗口，《馆刊》对促进本馆的学术交流与人才成长起着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馆刊 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建立，从1912年﹙民国元年﹚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算起，至今已将百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在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和社会教育司签事周树人的努力下，筹建了我国第一座由国家建立的博物馆，当时命名为国立历史博物馆。1926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1928年10月，因“国府南迁”，国立历史博物馆改名北平历史博物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平历史博物馆改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同时，还设立了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1959年10月，在天安门前建立中国革命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前身即为北京历史博物馆，而中国革命博物馆成立后，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也就撤销了。1968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名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到了1983年，两馆又恢复原建制。进入新世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2003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础上，扩建而成中国国家博物馆。由此，明年即将迎来国博的百年华诞。

作为博物馆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国立历史博物馆为“谋学术之研究，智识之攻错”，“商量旧学，启迪新智”，曾编印过《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共三册，发表了《馆藏周代彝器记》、《太平天国玉玺考略》、《模制考工记车制记》、《巨鹿宋代故城发掘记》、《信阳汉冢发掘记》、《海外所存敦煌经籍分类目录》等文章，并辟有“考古译丛”栏目，发表有《有史时代以前之人类》、《古代航海者及文化之传播》和日本考古学家滨田耕作著《考古学通论》。中国革命博物馆也曾创办过《党史研究资料》（月刊、内部刊物）、《博物馆工作》（季刊、内部刊物）和《近代中国与文物》（季刊）。但作为公开发行的、连续性的定期出版物《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则肇始于1979年创刊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1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出版周期由年刊发展为半年刊，从1979年到 2000年共刊出35期，发表文章近600篇。2002年，《馆刊》改版，易名为《中国历史文物》（英译名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出版周期改为双月刊，至2010年底，共刊出54期（总89期），发表文章约600多篇。2011年，《中国历史文物》和《近代中国与文物》合并，再度改版，正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出版周期也改为月刊。刊出至本期正好是总100期。在国博百年的前夕迎来百期《馆刊》，可谓双喜！

作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学术交流的平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刊发有任继愈、周一良、阴法鲁、季羡林、贾兰坡、徐苹芳、安志敏、阎文儒、李学勤等等著名学者、教授的论作，以及部分外稿。同时，着重组织馆内的研究成果参与研讨和交流，在史学方面，有关于夏文化的《关于探讨夏文化的若干问题》（李先登）、《析〈偃师商城与夏文化分界〉的研究脉络》（董琦）等；有关于对古代阶级斗争认识的《也谈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洪廷彦）等；有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广东佛山资本主义萌芽的几点探讨》（王宏钧、刘如仲）等；也有反思中国由先进到落后的《11－19世纪中叶的中国与世界》（王宏钧）；在断代史方面，关于史前史，有《早期中国的四大联盟集团》（俞伟超）、《试谈原始社会早期的分期》（杜耀西、黎家芳）、《中国史前的女神信仰》（宋兆麟）、《我国史前的动物形艺术品》（安家媛）等；关于先秦史的，有《商周奴隶主贵族的政治思想》（巩绍英）、《关于西周奴隶殉葬问题的探讨》（郭仁）、《西周春秋时期的“国人”》（任长泰、石光明）、《析“德”》（王冠英）、《说“田”》（罗伯健）等;关于秦汉史的，有《“滇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的论证》（张振新）、《“甘露二年逐验外人简”考释中的一些问题》（许青松）等；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有《曹魏“才性四本论”析释》（邵小萌）等；关于隋唐史的，有《唐代前期的土地租佃关系—吐鲁番文书研究》、《吐鲁番文书中的“常田”与“部田”》（孔祥星），《唐代的变造》（朱睿根）等；关于宋元史的，有《〈辽史〉中“涞流河”记述之质疑》（李作智）、《宋代的“生子不举”》（黄燕生）；关于明清史的，有《蔡毓荣南征图卷》（刘如仲）、《从乾隆〈御题棉花图〉看棉花种植在北方的推广》（王芳）、《咸丰帝“避战求和”质疑》（苏生文）等；还有关于历史人物评介的，有《清朝目录学家章学诚》（傅振伦）、《李密的一生及其功过》（陈瑞德）等；另外，有关古代科技及其他的，有《葛洪〈抱朴子〉中飞车的复原》（王振铎）、《从文物资料看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发展》（王冠倬）、《福建建安派木刻版画》（李之檀）、《辽代的雕版印刷品》（毕素娟）、《北魏幽州光林寺考》（史树青）、《中国佛教的早期图像》（孙国璋）、《关于中国早期高层佛塔造型的渊源问题》（孙机）、《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孙机）等；在考古与文物研究方面，有《京山屈家岭遗址第三次发掘遗存的制陶工艺和年代问题》（李文杰）、《商代前期垣曲盆地的政治中心—垣曲商城》（佟伟华）、《东周时期泥塑铸造的新成就》（张万钟）、《辽宁绥中元代沉船调查述要》（张威）、《关于秘色瓷的几个问题》（李知宴）、《浅析唐代北方陶瓷工艺成就》（于文荣）等；在馆藏文物、资料研介方面，有《馆藏战国七玺考》（石志廉）、《潘季驯〈河防一览图〉考》、《李天宠散馆试卷》（周铮）、《〈聊斋图说〉考》（吕长生）、《牙雕佛传造像的释读及其他》（梁丰）、《顾炎武〈书西岳华山庙碑后〉墨迹》（蒋文光）、《馆藏部分玻璃制品的研究—兼论玻璃史的若干问题》（范世民、周宝中）、《明代黄册的发现与考略》（赵金敏）、《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时所收电文（73通）》（杜永镇辑）等等。这里有老一辈的博物馆专家，也有中年的学人，还有年青的一代。

进入新世纪，在新的形势下，改版后的《中国历史文物》，内容以考古与文物研究为主，并加大了外稿的比重，从而，多有名家之作。如刊发有朱凤瀚《士山盘铭文初释》、李学勤《论子龙大鼎及有关问题》、杨泓《中国隋唐时期佛教舍利容器》、杨伯达《勐拱翡翠流传沿革考》、南炳文《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太祖、太宗两朝实录的版本价值》、孙机《大通银壶考》、俞伟超《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封信》、张忠培《关于二里头文化和夏代考古学遗存的几点认识》、李伯谦《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吴荣曾《“五朱”和汉晋墓葬断代》、饶宗颐《由明代“二酉山房”谈秦人藏书处与里耶秦简》、冯尔康《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雍正四年五月十七日上谕〉解读》等等。

201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楼扩建完成，《复兴之路》陈列与《古代中国》陈列以及相关的专题陈列相继公开展出，国博也定位为“历史与艺术并重的综合性博物馆”。《馆刊》作为国博对外学术交流的平台，其办刊方针当然也要和本馆的定位相适应。新《馆刊》面世以来，其内容与形式焕然一新，丰富多彩，预示着更美好的前景。

从国立历史博物馆的《丛刊》到今天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刊》，多少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专家，在这一博物馆的学术平台上，展开争鸣与交流，促进学术的进展；一代又一代的博物馆人，在这一博物馆学术园地的启迪与激励中，敬业好学，自励成才。《馆刊》在本馆科研队伍的成长上，也就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馆刊》随着时代的前进，也不断反映着学术风尚的演进和学术热点的不断转移，与时俱进。《馆刊》的宗旨，尽管历次阐述有所差异，侧重有所不同，其核心内涵却一贯坚持以学术交流和培育人才、以促进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现在，经过百年的艰苦创业，宏伟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展示在世人面前，《馆刊》也必将朝着先进文化的方向，贯彻“人才立馆、藏品立馆、业务立馆、学术立馆”的办馆方针，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事业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