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学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应用学科，是研究博物馆事业与博物馆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理论结果应为博物馆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与方法论的指导。在我国，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快速发展、博物馆在社会中重要地位的确立，博物馆学对于博物馆指导性的重要意义越发凸显，博物馆学的发展与兴起也随之走进博物馆基层从业人员的视野，慢慢地成为研究与关注的热点。然而，笔者通过对在国内公开发表的有关博物馆学的文章进行整理、总结与分析后却发现，目前我国博物馆学与博物馆的实践工作多处于“两张皮”现象，就博物馆学研究本身呈现出的态势也具有“两极”化倾向：一种是“精英”文章，多为学者们纯理论性的文章，具有较高的见地，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但是它们往往与基层博物馆的实践工作有些“遥不可及”，即便有一些理论联系实践的文章，其所关注的话题也多是国家级大馆和省级大馆，与基层博物馆的实际工作相去甚远；另一种是“草根”文章，多为一些博物馆基层工作人员所作的经验式介绍或类似工作总结式的文章，博物馆学在其中的表现“过于含蓄”，以致于让读者无法触摸到。事实表明，现阶段我国博物馆学与基层博物馆实践工作联系还不够紧密，博物馆学对基层博物馆实践工作的指导并不充分！然而，在我国近3000座各类博物馆里，基层博物馆是其中的一个巨大群体，理应是推动我国博物馆事业走向繁荣走向辉煌的原动力，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们的兴与衰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兴衰！因此，如何提携与帮助这部分博物馆进行科学的管理与运作，如何加强博物馆学对这批博物馆在发展、管理、运作等工作上进行方法论的指导与理论上的支持，对于基层博物馆的发展乃至全国博物馆事业的繁荣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笔者在对全国博物馆抽样调查后发现，博物馆学在省级以上大馆的从业人员中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而在基层博物馆从业人员的头脑中此概念普遍较模糊，更甚者，博物馆学似乎从未“闯入”他们的视野，他们知道的仅仅是博物馆具有收藏、展示、研究这几大功能，并不知晓如何运用博物馆学理论去指导、引领他们的具体工作，也就更谈不上如何运用博物馆学的相关学理去解释、指导博物馆在运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现象了。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2004年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决定对部分博物馆实施免费开放，当时业界对于博物馆可否免费开放存在很大争论，究其原因，就在于一些人员并不知道对于博物馆门票的收取与否完全取决于博物馆的属性——混合产品，博物馆可以有政府和市场两种供给方式，不同的供给方式是对博物馆进行的不同制度安排，目的在于获取不同的效率，博物馆不同的运作方式并不是“先天”特性所决定，而是不同制度安排的结果。诚然，如果当时大家对于博物馆学的学理知晓一二，那种貌似专业的“口水战”也就不再那般热烈了。显然，博物馆学的教育不够深入“民心”，不够深入博物馆工作实践，也是当前阻碍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瓶颈。

那么，如何会出现博物馆学研究工作与博物馆实践之间这种两不相干的现象呢？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不平衡。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在“就博物馆建设问题”递交的提案中，对于全国博物馆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所做的总结可以引起我们的良久深思，他指出：根据最近国家文物部门对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博物馆队伍的调查统计，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仅为51.6%。其中在职称方面，高级职称3161人，占7.6%，中级职称7961人，占17.2%，初级职称10316人，占24.8%；在学历方面，博士106人，占0.26%，硕士767人，占1.8%，大学本科10733人，占25.8%。显然，从单局长的提案所给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博物馆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学历结构和职称结构的发展还处在不平衡、水平较低的现状，这与博物馆的实践工作、社会对博物馆的要求以及博物馆专业化多样化发展的需求之间均存有较大差距。基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虽然具有较强的博物馆工作实践，但由于其博物馆的理论知识欠缺，对博物馆学的学理掌握与其外延知识、见识都达不到将实践概括为理论的能力，自然也就不可能理论联系实际地把自已所思所想上升为理论的高度，也就撰写不出有水平的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论性文章。试想，一门学科的发展如果缺少人的积极参与，其繁荣与生机又从何谈起？因此，积极提高现在博物馆从业人员的业务知识、学术研究水平对于博物馆学的兴起，对于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博物馆的发展与博物馆学的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二者间是一种紧密协调，互相促进、互为发展的关系。

其次，博物馆领导的行政化倾向严重，专业性要求过低。在国内的基层博物馆，部分博物馆的高层管理者并非专业出身，多为“业余”人员，平日又要尽行政之职，对于博物馆学的系统研究势必滞后。甚至有的行政领导，在任职多年后并没有系统地接触过博物馆专业的理论知识，如此，就更谈不上博物馆学在博物馆实践工作中的应用了，又如何反作用于博物馆学的发展呢？我认为，一个博物馆高层领导者的专业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决定着他做出的各种决策与制度的专业性含金量，良好的决策是博物馆发展的基础，是推动博物馆发展的基石，甚至是推动我国博物馆事业走向繁荣的强大动力。

再次，科研人员与科研机构的缺位现象严重。目前，在国内基层博物馆里，普遍都没有一个实力较强的博物馆学研究群体，至于博物馆学的研究机构就更如“空中楼阁”。而对于政府部门如社科联组织中所设立的一些科研课题似乎也与博物馆毫不相干，博物馆想不起与它们主动联系，这些政府部门也没有专门为博物馆申报相关科研课题做上门服务的义务，对于有可能的科研课题不主动争取，不接触不深入，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在导致着研究人员在研究领域、方向上的盲目性。诚然，在部分基层博物馆也有着一些专业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但是这些个体大部分也是处在“各自为政”的状态，以致于研究出来的成果没有“中心思想”，不成系统！虽然在2008年启动的申报国家一级博物馆的评分细则中，已经将博物馆的科学研究能力作为一个重要的评分要素考虑，也表明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已经开始注意到博物馆科研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但事实上这些科研课题与机构设置的成立与否，好象只与一些省级以上的大馆有关系，与基层博物馆似乎并无渊源。显然，这种科研专业人员、专业机构在基层博物馆中的缺位也是导致博物馆学在基层发展不景气的重要原因。

第四，与博物馆学相关的教科书、刊物出版的过少。一般情况下，在中等城市的书店中很难购买到关于博物馆学的书籍，既便出版了，由于印数太少，基层从业人员在得到书讯购买时，各大书店的书架上也已经找不到这些书籍的影踪。即便是在文物出版社的书店，大部分书籍也是没有存货，十有八、九缺架。这种“媒介”的缺位也对博物馆学的普及、提高产生严重的影响。

第五，博物馆专业缺乏相关的应用性研究。笔者于2011年2月18日在hh//:www.douban.com网站上，浏览到了在中国大陆开设博物馆学专业的高校名单，其中本科24所，硕士43所、博士19所。显然，表面看我们在博物馆学工作的开展上已是一派繁荣，但是细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些课程多设置在历史系和一些旅游院系，培养出来的多是考古、历史类的博物馆人才。对于这种现象，博物馆学研究专家梁吉生也曾叹言：我国博物馆学“在课程设置上，基本上还是文科办博物馆学专业。专业课程比较陈旧；有关“史”的教学内容较多，缺少自然科学或邻近学科的设置”。（梁吉生《博物馆学教育刍议》；《中国博物馆》，1985年02期）。而实际上，我国博物馆的建设当前是行业性、专业性博物馆越发增多，民办博物馆也早已经越过了“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初始阶段，目前已有三百余家。这种博物馆类型多样性的发展也在要求博物馆学教育必须在知识更新上下功夫，必须要与时俱进，要与博物馆的实际工作相匹配。

由此，我认为要想解决以上几种症结，首先应加大对从业人员的博物馆学的普及教育，可以采取增大教科书跟进服务的举措，多出一些相关的专业性较强的书籍，并且要用制度、文件做保障，让这些书籍走进千馆万馆，在博物馆内形成一种学习制度，要让“学习型”场馆真正学得有内容，见成效。

充分利用博物馆这个第二课堂，开设专门的有关博物馆知识的大讲堂，馆际之间形成学习上的互动，使馆内的人员走出去，再把兄弟同行馆的学者请进来，传播知识、互相激励，并利用敞开式教育的方法，把博物馆的相关知识普及给在职人员的同时也惠及普通百姓，这些都将在一定程度上激励起博物馆人的研究热情。

充分利用高等院校这块专业培养人才的阵地。除了采取在高等院校开设在职教育之外，还要多多组织能够反映不同类型博物馆工作职能的培训课程。为在职人员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之时，也能够使他们得到良好的系统的学习资料与教材。同时，还要将高等院校中的博物馆学课程细化，将博物馆工作实践作为博物馆学科的研究对象，并在传统博物馆学的基础上，加入若干个与博物馆工作有实际相连的分支学科，比如增设博物馆观众学、博物馆陈列艺术学、博物馆教育学、博物馆营销学等相关课程，从而使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较快地适应工作。

另外，针对博物馆学专业师资力量的不足，各高等院校完全可以聘请一些资深的长期从事博物馆学研究的在博物馆系统中工作的学者、专家到高校任教，这部分人员不仅有理论上的成果，也有丰富的工作实践经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观目前博物馆专业院系的老师多为文史哲系兼职教师的现象。而且也希望高校的博物馆学教育不仅要与教育部发生关系，也要与国家文物局、中国博物馆协会等相关组织建立良好的关系，国家文物主管部门也应有意识从高度上统筹指导博物馆整个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