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届“表述中国”系列论坛——“当博物展览与新媒体相遇”共进行了三场圆桌对话。第一场圆桌对话的主题是“记忆中国：博物馆的历史人文景观”。第二场圆桌对话则聚焦于“观看中国：多重视线下的博物馆和展览”。
今天小编将为大家呈上第三场圆桌对话的具体内容，一起来看看围绕着“遭遇新媒体：未来时态的博物与展览”的主题，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院长李双，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授陈霖，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王洪喆，以及北京语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粟花进行的精彩对话。
（王洪喆、陈霖）
粟花：
陈霖老师对苏州博物馆的研究对我很有启发，尤其是他提到从三个方面研究博物馆叙事，包括博物馆建筑、展陈和参观者，而参观者的叙事在现有的研究中还比较少见。
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如果建筑本身是博物馆叙事的重要维度的话，那么展品数字化之后，展览加入新媒体技术之后，这个空间的叙事怎么样得以体现？会不会有所改变？陈老师还提到了阈限。苏州博物馆的设计，使它成为周围院落的一部分，类似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同时它又是一个特殊的地方，一个仪式性的空间，去博物馆参观就介于仪式和日常生活之间，这为博物馆的公共性带来许多可能性。
我们下面请王洪喆老师从他的角度谈一谈新媒体为博物馆带来的可能性和挑战。
王洪喆：
我谈一点对新媒体未来时态的体会。谈博物馆的未来时态，我想先谈过去时态。我是一个做媒介研究的人，一直觉得我的研究是一个跨界的研究。这个跨界的意思之一在于我对媒介的定义是比较宽泛的。如果博物馆可以被视作一种媒介，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来说明我一直以来的分析方法。
吴靖老师在上一场对话提出一个命题——博物馆是一个很旧的东西吗？其实不是。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博物馆是一个非常新的产物。所谓现代博物馆、现代展览馆这样的机构，尽管它作为珍奇室的私人空间公共化的进程在15世纪、16世纪就开始出现，但是我们熟悉的一套现代博物馆在西方市民社会中的公共角色、功能设计、空间理念、布展方式等，是在工业革命之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基本奠定下来，是非常新的，尽管里面展示的内容往往是非常古老的器物。
从这个判断出发来观察博物馆的兴起，会发现博物馆不仅是19世纪末期的一种新兴媒介，甚至本就是工业革命带来的一些新媒介科技开始最早出现、应用、普及和展示的地方，即博物馆曾经处于媒介技术发明应用的先锋。这个判断，不是没有历史资料支撑的。我们知道在19世纪末出现了一大批新媒介：电影、小说、大众报纸、博览会。如果考察这样一些对象，博物馆是对当时新的媒介技术应用最全面、最综合的一个地方。那个时候想象博物馆和展览会，可能就像今天的人想象腾讯、阿里巴巴一样，它就是在当时的社会进程中处于政治、文化和经济核心角色的社会机构和文化装置。
我举一个具体的人作为例子。吉德斯（PatrikGdds），是19世纪苏格兰的生物学家、社会学家，早期城市研究和区域规划先驱。年的时候他在爱丁堡做了一个有趣的装置，叫做社会学瞭望室。爱丁堡有一座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高地，顶上建有一个天文瞭望台，是属于一个眼镜工匠同时也是天文爱好者的。这个天文台后来因种种原因转给了吉德斯，被他改建成一个社会学的瞭望室和博物馆。
他的做法是，把瞭望台最上面的原来的天文台穹顶，改造成了一个穹顶暗室，通过周围窗户的光学折射，可以把爱丁堡的整个城市轮廓投射到穹顶上面。这就使得这个原来不可透视和俯瞰的城市，变成可见的了。城市被摊开了，可以在一个点上对整个城市进行投影和透视。穹顶下面的每一层是一个不同学科的研究室——地质学、地理学、气候学、经济学、社会学——用以实现他的城市调查理念——“诊断在前、处置在后”。最下一层是一颗超大的地球仪。
瞭望室博物馆的构造给出这样一种感觉，可见的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投射在最上面，中间是从不同学科对城市的分层打开，最下面是一个世界性的存在来提示城市在地球上的可见方位。由此，从个体到一个城市，到一个区域，到各个学科，到整个地球，是一种有层次的打开，展示了一种充分可见的理性和知识构造。而这的确就是作为新媒体的现代博物馆在做的事情，它创造了一种属于现代的可见性。它把整个世界从一个前现代的互相之间带有孔隙的公私模糊的空间感、隔离和融合并存的状态，变成逐层展开的、从一个视点可以获得全知全能（0mniscinc）的状态。
吉德斯的这种社会规划和知识可见性的理念，深度介入了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他设想博览会提供了一种新的对知识的展示方式。在这次博览会上它组织开设了大概有一千场各个学科的课程，涉及地理、地质、医学、工业和社会科学。目的就是想让博览会成为一个公众教育的场所。
世纪末对于现代文化有一种来自文化精英主义的批判，大众文化过于庸俗、降低了人的审美和理性。而吉德斯的方法，就是认为博物馆和展览会是一种调和的媒介，一方面可以使得教育和文化保持专业性和理性标准，另一方面又兼顾了普及化和平民化的功能，因为博览会的媒介特性可以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各个学科的知识在这里进行一个综合和交叉互指。比过去任何的学校和教育方式都更加综合。
从知识范型的本地性到普适可见性这样一个脉络来看，今天的新媒介技术恰恰应该是进一步延续了当时吉德斯的理念。受到当时科技条件的限制，绝对的可见性依然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比如说博物馆的实体空间展示有内外之分，不能做到完全透明，知识和言说的展开肯定还是要在一个实体当中进行的。里面不同时间点的参观者也并不能互动，即知识和学习的展开方式不见得是完全可见的。比如说观众的留言，你要真的走到留言本那，把留言本翻开，才知道其他人说过什么，才能完成互相对视和观察。新媒体技术使这种可见性进一步深化了，显然这并不是对19和20世纪脉络的一个完全的颠覆，而恰恰是一种并不新奇的历史逻辑的延续和进一步展开。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新媒体技术跟博物馆的关系。
接下来的问题涉及到今天如何使用媒体技术去发展博物馆，或者它相比于19世纪的技术，其潜力在哪。我的一个想法，它一定不仅仅是在展示方式这个层面上，不是在展示过程当中加入一些触摸屏，加入一些声光电的效果，加入一些所谓的高科技的互动界面，这个事情就能完成的。
今天多媒体技术是否可以代替讲解员？我认为是不能的。因为讲解员是一个重要的理性的能动的中介，是人而不是展出的器物本身是知识的创造者，讲解提供了一个系统的对知识进行整理加工，必要的线性化叙述的过程。当博物馆必须履行它的普及和提升功能的时候，它必须有一个线性的，或者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约束性的、排斥那些绝对自由的、完全非线性的无目的叙述的过程。因为一个没有特别多的知识储备的普通人，或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少年，当他想通过观看展示来获得一些最起码的关于历史，关于文化，关于自己国族身份的表述和知识的时候，首先必须给他提供一个比较熟练的、清晰简明的、线性的叙述，并且可以应答疑问和问题进一步的延展。这是教育的普遍规律。
专业性的讲解，在这个时代依然是需要的，依然是有用的。否则这种博物馆当中的观看和展览的过程，可能并不能再起到在19、20世纪曾经所起到的作用。我有一次去国博看展览，发现很多游客的行为是非常有趣的，拿着一个照相机或手机，就是挨个照文物。你发现他把所有的东西拍了一遍，然后就开始发朋友圈。至于这些器物的说明、摆放的叙述和阐释，如果没人给他们讲解，他们都没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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