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皮肤病十佳医院在哪 北京皮肤病医院在哪 北京国际皮肤病医院如何 北京中西皮肤病医院咋样 北京看皮肤病的医院好不好 http://m.39.net/baidianfeng/a_8621330.html

内容摘要：甘肃省博物馆藏有一座北朝石质残塔，未刊，亦未公开展出过，且无纪年铭文及出土地记录。由佛龛样式与造像风格，可推定残塔应为北朝后期西魏至北周时期之遗物。就其风格样式乃至细部特征言，与甘肃天水秦安一带石刻造像极为接近，故而可推定其出土地为天水地区。甘肃留存至今的北朝梯形叠垒石塔不多，故该塔虽残，仍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关键词：北朝；石塔；造像风格

一、残塔基本概况

甘肃省博物馆保存有一座石塔，不完整，现仅存二层，砂岩质（图1），至今未公开展出和刊布过。该塔由征集而来，出土情况不明，仅馆藏文物登记册对其有非常简略的描述：“石塔为国家三级文物，北朝时期雕造，出土地不明，为征集文物。”

图1北朝残塔a-b面

现存石塔第一层顶边26.5厘米，底边30厘米，高37厘米。a面，为二佛并坐龛像，素面莲瓣形龛楣，上方饰两身飞天；龛内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均趺坐，施无畏与愿印；台座形制颇为独特，类似于小几形制。b面，佛三尊龛像，同样以飞天装饰佛龛上部空间，龛内主尊趺坐于须弥台座之上，两侧侍立菩萨，体态微丰。c面，镌刻趺坐佛三尊龛像，主尊趺坐于须弥台座上，手印与塔上其它尊像有别，双手笼于袖中；二菩萨侍立两侧，素面莲瓣形龛楣上方刻两身飞天。d面，为佛三尊立像，拱形龛，龛楣饰以飞天；主尊立姿，跣足，施无畏与愿印相，两侧胁侍菩萨，头戴宝冠，头部有残缺，双手合十，体态于端庄中见飘逸之感。

第二层顶边31.9厘米，底边35厘米，高41.4厘米。所镌刻之四面图像分别为：a面，倚坐佛龛像，素面莲瓣形龛楣，龛上方刻两身飞天，裙裾飞扬；龛内刻一铺佛三尊龛像，主尊倚坐姿，神格应为弥勒，两侧胁侍立姿菩萨；佛龛下方小格内刻一排计六身男性供养人像。b面，龛内刻佛三尊立像，主尊胁侍均为立姿，均跣足立于虚空升起的莲台之上，主尊之莲台由夜叉托举，两侧胁侍比丘所立莲台下方各雕一身双手合十胡跪供养菩萨；画面上方同样饰以飞天。c面为趺坐佛三尊龛像，拱形龛上方为减地平雕之手法雕刻的两身飞天，两身飞天正中还刻有盛开的莲花；龛内主尊趺坐姿，无畏与愿印相，两侧胁侍立姿菩萨，下方雕刻双狮。d面，同样为趺坐佛三尊像，莲瓣形龛，龛楣阴刻火焰纹，龛上方饰以云纹装饰；龛内主尊趺坐于榻式台座之上，两侧胁侍立姿菩萨，其形体圆润中透出秀雅；龛下方小格内为牛车供养人出行图，牛车前后各有一仆从，无题记及发愿文。

二、残塔具体时代与原有规制

该塔被定为北朝时期，具体时代不详，这里谨依其佛龛式样与造型来进行推断。

从佛龛样式看，基本符合甘肃西魏北周时期石刻造像特点，尤其与西魏末期北周初期的石刻造像颇为趋近。甘肃西魏至北周初期石刻造像之佛龛样式多为简洁明了的莲瓣形或拱形，龛楣亦极为朴素，大多素面无纹饰，如甘肃华亭出土的北周明帝二年（）路为夫造像塔（图2）。[1]相较而言，北周石刻成熟期的作品，其龛形多变且装饰华丽，如同样出自华亭的北周保定四年（）张丑奴造像碑（图3）。从甘肃北朝时期石刻造像的尊像配置模式看，佛三尊以及佛五尊龛像也是北朝后期石刻造像常见模式，龛像中胁侍以及装饰元素的设置也呈现出北朝后期的特点，而不似北魏时期的配置模式。依据以上特征，我们推测该塔的雕造年代，约为西魏晚期至北周初期。

从造型看，人物轮廓饱满圆润，有别于北魏时期清瘦修长之风，衣饰亦与北魏时代风格有别，显得更为简洁流畅而贴体，体现出北朝后期风格转变的端倪。

图2华亭出土北周明帝二年三层叠垒石塔

图3华亭出土北周保定四年造像碑

揆诸北朝时期保存完整的同一类型石塔，其石块叠垒层数均为单数，或三级，或五级。据载，古塔建造规制，“尤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2]由是以观，该北朝残塔亦应采用这种奇数规制，而今见者仅有两层，不合仪轨，必有残缺。

残塔为梯形叠垒石塔，这种石塔在甘肃多有发现，其中保存比较完好的有北魏卜氏石塔（五层）、西魏大统二年（）权氏塔（三层）、秦安西魏石塔（三层）以及北周明帝二年（）路为夫塔（三层）等。

北魏卜氏石塔之规制在全国范围的北朝石塔中都属罕见，塔通高2.06米，五层石雕全部留存完整，雕刻极为精美（图5），具有很高的规格。揆诸全国同期方石叠垒石塔，具此规模者，仅卜氏塔一件。另外，以卜氏塔单层的数据对比考察甘博所藏北朝残塔，显示出较大的差异性，反映出卜氏塔独有的层次渐递规律。以此塔与甘博藏北朝后期残塔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残塔不会多至五层。

天水秦安出土西魏大统二年（）权氏造石塔，[3]共三层，基本形制亦为方石叠垒，只是在每层方石之间加入中国传统建筑之屋檐结构，又在塔顶放置具汉地审美因素的塔刹结构，成为中国楼阁式塔。该塔风格显示出甘肃北朝后期石刻特点，[4]单层石雕的体积，尤其是底层和中层石雕与甘博所藏北朝后期残塔相仿，在石块的渐递叠垒规律方面，两者亦极为相近。

平凉市博物馆收藏的北周明帝二年（）路为夫塔（图2）同样为三层规制，塔通高77厘米，底层梯形石雕高29厘米，宽26厘米。从整体体积来看，北周石塔略小于秦安西魏石塔、秦安大统二年权氏塔和甘博北朝残塔，这说明北朝后期叠垒石塔的规模设置是略有区别的，但却不能忽略它们之间紧密的联系：甘肃北朝后期叠垒石塔之规制多为三层，且从成组留存石塔的叠放次序来看，石块渐递次序明确又衔接紧密，从而构成上小下大的梯形方石轮廓。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甘博收藏的秦安西魏石塔，[5]亦为方石叠垒形制，规制完整，共三层，每层数据为：

顶边底边高度顶层22.5厘米24.6厘米33.5厘米中层23.9厘米26.1厘米35厘米底层29厘米30.5厘米40厘米

残塔第一层顶边26.5厘米，底边30厘米，高37厘米；第二层顶边31.9厘米，底边35厘米，高41.4厘米。可以看出，两者中层和底层规制数据是接近的。整体观之，两者在体量与层次渐递规律上也趋近一致。故而可以推定，甘博所藏这通北朝后期残塔原有规制应为三层，现存者为中层和底层，上层遗失。（图4）

图4北朝残塔原有规制复原示意图

三、残塔来源地蠡测

在石塔底层b面龛像内有合十胡跪供养菩萨。在佛三尊立像虚空升起的莲台下方，主尊释迦的莲台由夜叉托举。两侧胁侍菩萨的莲台下方则各有一身胡跪姿供养形象，二者形象造型一致，均一膝竖起，一膝跪地，双手合十，躬身胡跪。（图5）

图5残塔胡跪图像

胡跪供养菩萨造型在甘肃地区多见，不惟见于河西地区，在河东、陇南诸地也有所见，且分布相当广泛。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北魏张长造像碑，[⑥]出自泾川，无纪年铭文，风格呈现出北魏早期特质，该碑主尊交脚弥勒之作法与莫高窟北魏早期洞窟联系紧密，龛像下部的忍冬纹饰也与天梯山北凉壁画中的卷草纹样极为相近。[7]

在这区造像碑之碑额上镌刻了树下思维图像，菩萨舒相坐于树下，两侧侍立菩萨，最外侧则为两身合十胡跪胁侍，均着天衣，躬身颔首，衬托出画面沉思、肃穆的氛围。这两身胡跪胁侍与甘博所藏北朝后期石塔上的形象，无论从人物的轮廓姿态，还是发饰衣饰等细节上，都极为近似。充分说明出现在北朝初叶石刻造像上的胡跪图像已固定为双手合十胡跪姿模式，并且这一模式一直延续甘肃地区的北朝石刻上，北朝后期造像直接承袭早期样式，并未作任何变革。

值得注意的是，张长造像碑在主龛两侧及碑底部镌刻具题名的世俗供养人，因而碑额上形象衣饰相异于世俗供养人的胡跪胁侍，其身份与甘博所藏北朝后期石塔一致，应为供养菩萨神格。这也说明甘肃北朝时期胡跪形象之神格身份亦和其姿态一致，逐渐固定下来，成为甘肃地域造像的特质之一。

出自甘肃庄浪县良邑乡，同样藏于甘博的北魏卜氏石塔上大量出现胡跪菩萨。石塔高2.06米，由五层梯形方石叠垒而成，雕刻精美，四面开龛造像，为北魏石造像塔中的精品。卜氏石塔彰显出十六国以来西域影响的遗韵，如第五层方石龛楣上莲花化生像与天梯山北凉化生童子壁画之间的联系，其交脚弥勒龛像中天衣的样式明显继承自北凉样式；又能在造像中看到汉地文化渗入和对佛教造像之“改良”趋势，如佛及菩萨的衣饰宽大繁复、层叠飘逸，显见融入汉地文化及审美情趣。另外，卜氏石塔造像还含有非汉族文化特质，如石塔上出现类似于祆教“赫瓦雷纳”神（人首鸟身，意为福运之鸟）形象的人首鸟身像，虽然其象征性已经发生转变，但样式特征并非中原造像元素，而是另有承袭。[8]塔上太子思维图中，侍立两侧的菩萨帽饰，显然具有胡人之风。总之，卜氏石塔是甘肃北朝时期极具代表性的单体石刻造像，不仅融合了多种早期佛教艺术风格及语汇，而且石塔上频繁出现的胡跪胁侍，为本文所述甘博藏北朝石塔的研究提供了最佳脚注。（图6）

卜氏塔第二层镌刻佛三尊龛像，龛楣饰化生童子像五身，帐形龛内雕刻佛三尊像，主尊释迦趺坐姿，施无畏与愿印；两侧侍立菩萨带华鬘冠，双手合十。佛龛下方所刻图像颇为独特，居中刻一分身持戟的神王形象，两侧各有一身头戴华冠，手合十，胡跪供养菩萨。在该层另一画面上，亦出现双手合十胡跪菩萨，戴华冠，姿态虔诚（图7），与双狮及夜叉相映衬，烘托出场景的宏大和气氛的热烈。

图6甘博藏北魏卜氏石塔

图7甘博藏北魏卜氏石塔上胡跪菩萨

石塔第五层上部镌刻带宝冠趺坐姿主尊及胁侍，下部为车马出行供养人图像。主尊头戴宝冠，趺坐于莲台上，施禅定印，两侧侍立菩萨、弟子各一身，其中之宝冠主尊，或为来自中亚的“宝冠”卢舍那佛图像，[9]未可遽断。最外侧各有一身胡跪姿供养菩萨，带华冠，双手合十，上部左右两角处，各雕化生童子一身。整体观之，画面上部尊像群配置非常完整，胁侍身份呈多样化，除二菩萨二弟子胁侍外，更有胡跪菩萨及化生像用以烘托气氛。其整体设置与天梯山北凉1、4窟中心柱龛像设置颇类：把胡跪菩萨放在佛龛最外侧，以期展示出佛国胜景。

在石塔第四层上还雕有涅槃图像。画面以一简洁无装饰的方龛一分为二，上部为佛涅槃场景，佛陀仰躺于榻上。佛陀头脚处各有一比丘，跪地护持，背景则为六比丘举哀图。画面下部小格内图像也非常独特，居中刻画一舞者，全身缚着铃或铙状乐器，面容含笑，手舞足蹈，两侧刻胡跪姿伎乐形象，可能是为释迦做最后礼乐供养的末罗族人，[10]其中出现胡跪形象，意在突出对佛陀的礼敬。

此外，亦不可忽略甘肃北朝后期石刻造像之上的胡跪图像，其形制与造像内容与本文所述北朝晚期石塔的不无差异，但也有相同之处。如现藏于甘博的权氏造千佛碑，出自天水秦安，有西魏大统十二年（）纪年题记。碑通高74厘米，宽67.5厘米，碑身浅浮雕十排千佛，碑底部镌刻四排供养人图像，其中包括供养人车马出行图。在碑额主龛镌刻佛五尊像，主尊趺坐，两侧侍立二菩萨二弟子，主龛两侧各有一小龛，共刻五身比丘，其中出现双手合十胡跪比丘形象（图8）。[11]该像置于主龛右侧的小龛内，配香炉，在石碑底部的供养人图像中却没有出现这种胡跪形象，抑或此为甘肃北朝石刻造像在尊像设置上一个特点。

图8西魏大统十二年权氏造千佛碑碑额龛像

综上所述，胡跪胁侍图像在甘肃北朝石刻上多有出现，模式固定，身份多为供养菩萨，一般置于龛像外缘，用以烘托庄严、肃穆、虔诚的佛国胜景。北魏卜氏塔规制完整，造型精美，凸显出胡跪形象的神格属性。本文所论北朝后期石塔所见胡跪菩萨与北魏初叶张长造像碑上胡跪菩萨在样式、雕造风格上几无变化，显示出石刻造像粉本之间的延续性。此外，参照甘博所藏出自天水秦安的西魏大统二年（）楼阁式塔、[12]西魏三层叠垒石塔，[13]西魏大统十二年（）权氏千佛碑、[14]以及北周保定三年（）权道奴造像碑、[15]北周保定四年（）王文超造像碑，[16]亦可见甘博藏北朝后期石塔在风格样式乃至细部特征上，与甘肃天水秦安一带石刻造像极为接近，故而可推定其出土地为天水地区。

四、余论

甘肃地区留存北朝梯形叠垒石造像塔并不多，具有完整规制的石塔更为稀见。由于方石四面均能开龛造像，且数件成组，相对造像碑来说，可镌刻更多的佛教图像内容，能更为深入的传达出佛教思想以及造像艺术的发展变化，具有珍贵的学术和艺术价值。综合考察甘肃一地留存北朝单体石刻，可以看出造像塔和造像碑在整体设置以及图像布局上是有明显差别的，造像碑受到中国石碑“刊石记功”功能的影响，因而碑体上多镌刻功德主发愿文、题名以及纪年铭文；造像塔则更多展现佛经内容与场景，注重“籍像表真”功用，因而塔上龛像林立，图像内容极为丰富，却少见发愿文和纪年铭文。

也正因为石造像塔所展示出的图像特质，为我们考察佛教艺术风格嬗变乃至蠡测造像年代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甘肃现存北朝石塔绝大多数未见铭文题记，如国家一级文物北魏卜氏塔、秦安西魏塔等均未镌刻纪年，然而石塔本身就展示极为突出的时代风格，这一特质也反映在甘博所藏的这座北朝残塔之上。

甘肃北朝后期（西魏至北周初叶）单体石刻在造像风格存在两种风格模式。第一种风格模式可以看成是北魏风格的延续。其人物形体特征依然保留北魏消瘦、飘逸的特点；服饰亦如北魏层叠繁复，但在细部样式上，已出现异化特征，比如服饰的刻画方式偏重以流畅的长线条刻就，更注重服饰所表现出的形体轮廓，而减弱了佛衣层层叠加的厚重质感，如灵台新开西魏造像碑，还有出自庄浪良邑乡宝泉寺的西魏造像塔[?]等，即充分表现出第一种造像模式的显著特点。

第二种风格模式开启北周风格之端倪。人物体态圆润，体量结实，服饰贴体，均用流畅的长线条刻画。如秦安西魏石塔、西魏大统二年（）权氏塔以及西魏大统十二年（）权氏千佛碑，即堪充第二种模式的代表。呈现第二种风格模式西魏石刻上，佛衣及裙裾作法对甘肃北周石刻影响既深且巨，具体表现在一些纪年明确的北周造像中，如现藏甘博的北周保定四年（）王文超造像碑以及北周建德二年（）王令猥造像碑，[?]其龛像中覆盖台座的佛衣裙裾就完全与西魏造像样式一致，这一特征充分说明甘肃西魏至北周时期造像风格之间紧密联系，具有不可割裂的、明显的承袭特点。

此外，必须注意到这两种风格模式所揭示出的造像风格分布区域化特征。呈现第一种模式之造像多出自平凉、庆阳等甘肃东部一带；而呈现第二种模式的造像集中出现在天水一带，并与麦积山石窟同期风格有所关联。综上所述，甘博所藏这座北朝残塔应雕造于西魏至北周初期，且风格上与天水一带石刻联系紧密，很可能出自同一地区。

甘肃省博物馆藏北朝残塔图片由甘博徐睿先生提供，特致谢忱！部分陇东北朝石刻造像图片由作者拍摄。

注释：

[1]北周明帝二年（）路为夫造像塔，通高77厘米，出土自甘肃华亭南川乡，原藏华亭县博物馆，现藏于平凉市博物馆。见张宝玺：《甘肃佛教石刻造像》，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年，第页，书中仅刊布了石塔的底层图像。[2][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3]俄军主编：《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精品图集》，西安：三秦出版社，年，第64页。[4]有学者认为西魏大统二年权氏塔非为北朝后期雕造，其顶层应为北魏造像，中层、底层为北周雕造。见文静、魏文斌：《甘肃馆藏佛教造像调查与研究（之一）》，《敦煌研究》年第4期，第35~38页。笔者不同意此说，将专文论述。[5]俄玉楠、杨富学：《秦安西魏石塔诠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年第1期，第87页。[6]金维诺主编：《中国寺观雕塑集·早期寺观造像》，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年，图版76。[7]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编著：《武威天梯山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年，彩版40、46。[8]俄玉楠：《甘肃省博物馆藏卜氏石塔图像调查研究》，《敦煌学辑刊》年第4期，第72页。[9]赖鹏举：《敦煌石窟造像思想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年，第47~49页。[10]俄玉楠、杨富学：《秦安西魏石塔诠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年第1期，第87~96页。[11]金维诺主编：《中国寺观雕塑集·早期寺观造像》，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年，第39页。[12]俄军主编：《甘肃省博物馆文物精品图集》，西安：三秦出版社，年，第64页。[13]俄玉楠、杨富学：《秦安西魏石塔诠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年第1期，第87~96页。[14]张宝玺：《甘肃佛教石刻造像》，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年，图版。[15]张宝玺：《甘肃佛教石刻造像》，图版~。[16]张宝玺：《甘肃佛教石刻造像》，图版。[17]张宝玺：《甘肃佛教石刻造像》，第页。[18]王文超造像碑，高96厘米，出土自甘肃天水秦安县新化乡；王令猥造像碑，高90厘米，出土自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见吴怡如：《北周王令猥造像碑》，《文物》年第2期，第69~71页；DorothyC.Wong,ChineseSteles.Pre-BuddhistandBuddhistuseofaSymbolicForm,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pp.-；[美]王静芬著，毛秋瑾译：《中国石碑——一种象征形式在佛教传入之前和之后的运用》，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第~页。

编按：本文原刊《敦煌研究》年第2期，第17~22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相关阅读：杨富学李永平

甘肃省博物馆藏道教《十戒经传授盟文》俄玉楠杨富学

甘肃省博物馆藏秦安西魏石塔诠索赵喜梅杨富学

甘肃省博物馆新入藏的几件中古织绣品及其所反映的东西方文化因素

长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