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有丰富精美的中国佛教造像，涵盖了广阔的历史时期。藏品的主体来自20世纪20年代三位杰出收藏家的捐赠，分别是：出身于芝加哥收藏世家的凯特·斯特奇斯·柏景寒（KateSturgesBuckingham，公元?年）；芝加哥木材大亨之女、交游甚广的爱丽丝·盖蒂（AliceGetty，卒于公元年）；芝加哥银行家、金融家盖伊·米切尔（GuyMitchell，公元?年）。此后，博物馆又陆续收到罗素·泰森（RussellTyson，公元?年）的遗赠，以及来自奥斯多夫夫妇（theAlsdorf）的捐赠等，收藏规模遂逐渐扩大。本文将通过对这些馆藏精品进行简要评述，一窥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发展轨迹。

（图1-1）

青釉谷仓罐（魂瓶）

西晋，公元3世纪晚期，高48.5厘米

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

馆藏中最早的佛陀形象出现于一件非佛教器物上〔图1－1〕。这些微型佛像系用坯泥在模具中翻出，然后粘接在谷仓罐（又称魂瓶）上部。佛像施青釉，透明度较高，周围堆塑大量与佛教传入前中国墓葬信仰相关的形象，使得该佛像并未被察觉。这种类型的青瓷谷仓罐在长江下游的江、浙两省3世纪中晚期墓葬中屡有出土。谷仓罐上的堆塑分为若干层，用以保护、供奉和取悦死者的灵魂。中心部分是持戟的镇墓武士，戴兽纹面具，其上有环形饰物。堆塑上层为阙门和楼阁亭台，其间可见飞禽从碗中啜饮琼浆玉露，又有熊、龙、虎、凤等灵兽，以及小人像柱、伎乐、仆从等。其上塑龟跌碑，有些出土谷仓罐的堆塑石碑上带年款，以模仿现实中标记墓葬位置的大型纪念性石碑。

佛像位于堆塑建筑的第一层，皆从同一模范中翻印。他们结跏趺坐，施禅定印，头顶肉髻象征彻悟，表明其身份为佛陀无疑。佛像衣饰上凸起的平行线条使人联想到犍陀罗佛像上更加自然的“湿衣贴体纹”。这种流行于贵霜时代（约公元1世纪末?3世纪）的衣饰表现风格从六朝时期（公元?年）开始对中国雕塑产生影响。这件谷仓罐或魂瓶上，佛陀形象在整组图像中被当作能永葆吉祥安定的护身符，用于庇佑墓中灵魂。因此这件器物记录了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阶段，尤为珍贵，展现了佛教元素如何被纳入中国丧葬传统。

（图2-1）

宁氏宗族造像碑

西魏，公元年，高厘米，宽99厘米

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

至6世纪，佛教教义在中国流传更加深入，并直接在艺术中表现出来。一座刻于年的造像碑〔图2－1〕不仅形象生动，同时也反映了俗家信徒在中国佛教艺术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石碑四面均刻有高浮雕及浅浮雕图像，自上而下分为若干层，这种形式不见于印度。据碑上文字题记，此碑原立于今山西省高良村（位于山西省高平市寺庄镇）的一座寺院内，用于为祖先祈福。碑身所刻供养人姓名大多来自以军旅为生、疑为胡汉融合的宁氏家族。数名供养人拥有军事头衔，如大司马、骠骑将军、先锋官。除军事和职官头衔外，供养人旁的榜题还有区分男女信众、僧尼的称谓。

最重要的供养人以标准化的浅浮雕“肖像”表现，旁边是刻有他们姓名的榜题。每位供养人身边还有仆从高举华盖，以突显其权高位重。造像碑两侧的供养人皆身着长袍，而石碑背面的供养人则佩戴高腰腰带，从其女性化的名字可知，这些供养人均为女性。然而，底层马车上方左起第三位无疑是一个着长裤的男性供养人〔图2－2〕。

宁氏宗族造像碑细节局部

宁氏家族的数十位成员不论贫富，各尽所能购买下这块大型石料并请人雕石塑碑。在寺院中树立这座造像碑，以佛教图像和教义的传播积累功德，这种信仰源于《妙法莲华经》等大乘佛教经典，此举也可提高宁氏在当地的声誉。通过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口碑载道，从而使家族成员更容易被举荐为官。碑上题记的开头郑重申明，刻成此碑的石料本身具有特殊灵性：

人各割己所珍，陟以名山，採求神石，率敬刊碑像一区，举高丈六，众相严仪，振动十方，并构天宫一区，巍巍崇峻，上罩三光，下笼五岫……

造像碑正面下层的佛龛中刻有佛陀说法图，周围环绕比丘、菩萨、护法天王及其他生灵。该场景表现的很可能是弥勒菩萨在未来下临尘世，修成正果成为未来佛后，在铁力木树下向三界众生说法。这类图像将佛国净土形象化，从而净化信众心灵，帮助他们转生极乐世界。

（图2-2）

图2-1造像碑背面细部供养人像

此造像碑充满丰富、微妙的细节，如其上所刻的伎乐天、塔刹、石窟中修行的比丘，主佛两侧的狮子等等。如果说有一个统一的主题贯穿所有佛陀、菩萨、比丘场景，那么该主题可以从石碑背面两组靠近上部的画面体现出来。右侧图像表现了佛陀圆寂时的场景。左侧图像中佛陀的棺椁被放上柴堆准备举行荼毗仪式。在棺尾上方，佛母摩耶夫人从天而降，散曼陀罗花致哀。这类场景表现了中国传统墓葬美术同佛教死亡、转生和悟道主题的联系。佛教信仰体系中的这些方面对中国传统价值中的孝道和服丧等具有特殊的感召力。

高浮雕说法图与浅浮雕供养人及附属纹饰的雕刻代表了两种迥异的石刻风格。尽管高浮雕的三维人物姿态僵直，但同二维的浅浮雕相比仍显得自然生动。此外，浅浮雕人物的身体比例夸张，形态更加抽象，与早期中国墓葬石刻画像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以三维的高浮雕刻制神像则是受到逐步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造像的影响。

（图3）

观音立像

隋，公元7世纪早期，铜鎏金，高19.5厘米

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

6世纪末7世纪初，雕刻家将人物形象从以往的直挺僵硬中解放出来。隋代（公元?年）晚期的鎏金观音像呈三屈立姿〔图3〕，受到更加丰腴的印度造像影响。这种自在的姿势被观音周身璎珞沉甸甸的坠饰强调，蕴含着强大的威力。摇曳的璎珞珠宝、披帛、锦带勾勒出身体曼妙的轮廓。尽管体量较小，这尊观音可与隋代的大型石雕佛像媲美，特别是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波士顿美术馆、底特律美术馆等机构的著名藏品。该造像对身体的塑造十分节制，因此可断代为隋，丰满的脸颊则表明其制作于隋代晚期。

该造像宝冠上有一尊小型阿弥陀佛立像，可以此确定为观音菩萨。他左手持净瓶，内有甘露，可荡涤苦难，帮助众生转生西方极乐世界。造像右手可能原本持杨柳枝，用于向虔诚的信徒播撒甘露，正如唐代（公元?年）观音图像所描绘的那样。该立像身后的头光宝轮、莲台以及璎珞上镶嵌的琉璃和宝石皆已佚失。此像或许曾属于隋代国都大兴城的一位贵族，供奉于府邸的佛堂中，也可能是阿弥陀三尊中的一位胁侍。

（图4-1）

佛龛

唐，公元年

石灰岩，高66厘米，宽43.2厘米，深49.55厘米

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

约一个世纪后，佛教开始对中国社会产生全面的影响，上层社会对佛教和佛教艺术的赞助达到顶峰。这一时期雕刻了一座带有阿弥陀三尊组合的石质佛龛〔图4－1〕，其供养者是位虔诚的女性信徒，她在嫁为人妇并生儿育女后出家为尼，修行期间与其他五位女性亲属——可能是她的女儿们——于年刻此佛龛为皇帝、皇后、先师、比丘和父母积德祈福。佛龛由两块石灰岩板组成，前方石板上有正方形龛口，周围刻帷幔形纹饰，通过开口可见后方石板上雕刻的阿弥陀三尊〔图4－2〕。佛龛侧面刻有长篇祝颂之辞及献词，约年后佛龛背面又增添了两尊线刻菩萨像。从其当前形态分析，两块石板最初可能组装安放于一座小型佛塔的塔基，塔基上或有多重塔身。这种高约3米的唐代石刻佛龛在河南省和山东省都有发现。

（图4-2）

图4-1佛龛内部的佛陀与菩萨

河南省洛阳龙门石窟的东山石窟中，开凿于8世纪的数个洞窟入口处均刻有护法天王形象。这座馆藏石刻佛龛正面也刻有凸起的护法天王，其动作威武，肌肉线条夸张。佛龛正面上方两角刻祥云飞天，每尊飞天下各有一条龙，二龙胁侍中心高浮雕的“荣耀之颜”克提穆卡（Kirttimukha）。可资对照的例子为一块馆藏的河南安阳修定寺陶砖〔图5〕，上面亦有克提穆卡面具。佛龛上的面具、龙、天王和飞天，既是辟邪护法纹饰，也用来颂扬佛陀的光辉。

（图5）

兽面浮雕砖，河南修定寺

唐，约公元9世纪

模印陶砖，高41.9厘米，宽36.8厘米，厚11.4厘米

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

佛龛前方石板上极具动态与力量的图像，同后方石板上平静安详的佛陀和菩萨形成鲜明对比。两位菩萨手持花形宝石，披帛优雅地下垂，火焰形的头光向佛陀倾斜，后者坐于束腰须弥宝座上，一反常态以左手而非右手施触地印。佛像右臂从肘部偏上断裂，其右手本应与左手照应，掌心向上置于右侧大腿上。佛像两侧的胁侍菩萨身上并无如隋代观音像般的珠宝璎珞，从而凸显了柔美丰腴的肢体。佛陀衣饰上的褶皱并非仅仅是二维平面上的刻画线条，而是反映了衣服下面的身体曲线，同样的表现手法也应用于垂坠在须弥座上的衣襟。佛陀身体各部分理想化的比例创造出一种平衡感，表现了佛祖的智慧和慈悲。

（图6）

佛陀三尊像

唐，公元八世纪中期

石灰岩，高.7厘米

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

一组重要石刻造像反映了这种写实主义与理想化的对立发展已达到顶峰，表现了盛唐（公元?年）艺术中写实与韵律的完美结合〔图6〕。该组造像据称来自河北省一座寺院，据其风格可断代为8世纪后半叶。它们本应作为一组更庞大图像的一部分，在寺庙大殿中心的圣坛上受人礼拜。两尊菩萨像姿态各异，并非一对，原本当另有呈镜像姿态的造像分别与他们匹配。这一造像群或许也包括了比丘形象，形制或与敦煌第窟类似。残留的颜料暗示造像曾饰有鲜艳的色彩，周围可能环绕着描绘众神佛侍者的壁画，从而在视觉上使圣坛得以向外延伸。寺院比丘会在圣坛前诵经礼佛，信众则供奉香火、花卉，祈求自己和祖先得以转生佛国净土。这三尊佛陀和菩萨造像即是用来在视觉上唤起对极乐净土的向往，在那里灵魂得以聆听佛陀的教诲，很快便可得到彻悟所需的智慧。

（图6）

佛陀三尊像

唐，公元八世纪中期

石灰岩，高.6厘米

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

佛陀的面部曾遭损毁，初入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时，面部覆盖灰泥镀金面具，其年代已不可考。然而残存的面部足以显示佛陀庄严肃穆的表情，与其直挺的坐姿相呼应。这尊佛陀极度超然世外，高高在上又沉默寡言，似乎在不愿妥协地苦思冥想着终极智慧。两侧的胁侍菩萨则不那么僵硬，体态和姿势更加活泼。其中一尊菩萨一足半趺，一足下垂，仿佛要起身去普度众生。

（图6）

佛陀三尊像

唐，公元八世纪中期

石灰岩，高.5厘米

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

密宗在唐朝只在至年间短暂地流行。密宗高僧在8世纪由印度来到中国，有些甚至得到了皇帝的供养。他们教授复杂的冥想仪式，包括念诵梵语经文和使用密宗坛城（曼陀罗）。由于这些坛城只向仪式的参与者展示，而且密宗从未像净土宗一样广泛流传，因而汉传佛教图像中很少有与密宗相关者。

（图7）

金刚萨埵

唐，公元8世纪末、9世纪初

铜鎏金，高10.8厘米

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

芝加哥馆藏一尊金刚萨埵菩萨像，坐于一整朵莲花上，莲花下原有半球形底座〔图7〕。菩萨右手举于胸前，执金刚杵，象征佛陀钻石般纯洁的智慧，左手栖于腰侧，手持金刚铃。两件法器一起象征智慧和慈悲，它们既是金刚萨埵的标志物，也是密宗佛教仪式中使用的法器。密宗于8世纪传入中国，9世纪传入日本，在此过程中金刚萨埵被尊为阿閦（音怵）佛，即东方不动如来的报身像。据文献、图像和一些早期绘画，金刚萨埵常被置于密宗坛城的中心位置。在后期的密教中，金刚萨埵成为最高佛普贤王如来的报身佛。

在日本收藏中幸存的一些镀金密教佛像可与本馆藏品相类比。这些精美的造像可能原本被用于构建三维坛城，正如日本京都东寺内著名的坛城。20世纪初，在印尼东爪哇的岸朱发现了一组大型青铜造像（包括金刚萨埵），其尺寸与日藏造像相似。另外在蒙古和西藏也保存有类似的造像坛城。本馆藏金刚萨埵依其风格可断代为8世纪末9世纪初，提供了这种造像坛城存在的最早例证。

（图8）

不空成就佛

明，永乐年间（公元～年）

铜鎏金，高18.2厘米

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

唐武宗（公元?年在位）会昌年间灭佛后，佛教的许多宗派不再得到皇室支持，密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式微，直到13世纪藏传佛教传入，这一情况才有所改观。明朝永乐皇帝（公元?年在位）是中国藏传佛教艺术的有力支持者，下令铸造了许多精美的鎏金铜像作为礼物赠予西藏高僧。18世纪，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将这些造像中的部分进献给清朝乾隆皇帝（公元?年在位），使它们重返汉地。图8中的不空成就佛头戴宝冠，结跏趺坐，须弥座水平平面接近佛陀脚踝处，刻有细小的汉字铭文，表明此像作于永乐年间。造像对须弥座、宝冠、璎珞等的细致刻画，是永乐年间中国造像艺术的典型特征。此外，披帛流畅的线条，以及富于变化、对称重叠的衣褶都具有中原特色，并受到藏人的喜爱和模仿。然而，纯粹的西藏造像线条较粗，细节处理趋于简陋，与永乐铜像迥然不同。

（图9）

观音立像

大理国，公元12世纪

铜鎏金，高34厘米

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

佛教艺术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中，一直是国家制造神圣合法光环的统治工具。本馆馆藏的一尊鎏金铜立像〔图9〕就与此类目的有关。这尊观音像于12世纪制造于今云南省境内的大理国（公元?年）。年，云南一座佛塔在地震中垮塌，该塔建于9世纪，于12世纪重建。年，在垮塌的塔顶内发现了与本馆藏品几乎一模一样的佛造像。所有证据显示，本馆藏立像以及其他散落北美、欧洲、日本的此类藏品，均来自此佛塔在地震中倒塌的塔顶，并很快落入古董商之手。此立像于年经捐赠进入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便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猜想。

大理国统治者不断复制同样造型的观音形象，有鎏金铜像、石像、绘画等，几乎成为王朝的一种图腾，象征大理王室祖先的神明起源。传说7世纪时，一位印度高僧来到云南，帮助建立了大理国。在圆寂前，高僧吐露自己其实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并飞升天际，国王随后命人为恢复真身的高僧建造铜像。本馆藏鎏金铜像正是这一传说在12世纪的流变。这尊苗条的菩萨融合了中国和东南亚的造型传统。高高的发髻、腰间的系带、衣间的璎珞、脚踝上喇叭形的裙摆，都可在南印度艺术中找到源头。

（图10）

罗汉头

辽（公元～年）或金（公元～年）

干漆造像，高28.6厘米

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

本馆还藏有一件精美的中空干漆罗汉头造像〔图10〕，约作于辽（公元?年）金（公元?年）时期。这件藏品无疑原为十六、十八甚至五百罗汉中的一尊完整造像。中国许多地区的寺院仍保留有供奉真人大小造像的罗汉堂。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和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亦藏有类似的罗汉头造像，据传它们都来自河北省的一座寺庙。此罗汉头系由浸过漆的麻布塑形，表面施以数层湿漆而成，头内的空腔用纸糊衬。该像反映了对解剖学、自然主义及面部表情的非凡表现。眼睛以黑珠镶嵌，深深的线条勾勒出鼻子，其下是小巧精细的口。罗汉双目下垂，口微张，整个面部表情栩栩如生，表现了内心的笃定和安详。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艺术家使用寻常表现手法，意图赋予罗汉独特的个性。如罗汉向外微张的耳垂赋予面部以生气，而这种手法也可见于其他藏品。此塑像以画像般的特质强调在中国艺术中自然主义一直是艺术家和工匠崇尚的表现方式。这一时期无疑也有胡人模特的存在，其他罗汉形象描绘了面容怪异夸张的胡人，但这尊罗汉则为纯粹的汉人形象。

正如所有此类收藏，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造像为单独购藏，可见捐赠者的品味、慷慨以及市场的喜好。这些艺术品揭示了中国佛教艺术演进的重要方面，亦体现了过去70年中研究员与收藏家的远见。

作者RobertN.Linrothe为美国西北大学艺术史系副教授

译者：高菲池

本文刊载于《美成在久》年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