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经过余年的分裂割据与民族融合，世纪末，中国历史再次进入了一个兴盛的统一时代。隋唐以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为中心，统治疆域大大扩展，各民族间交往愈益密切，典章制度臻于完备，经济、文化空前繁荣，这一时期成为继秦汉之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

第一组　隋朝的统一

　　公元81年，外戚大丞相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89年，隋灭南方的陈朝，统一全国，从而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局面。隋朝后期，赋役繁重、刑罚苛酷，社会矛盾加剧，各地反隋武装暴动蜂起。18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政变，隋王朝统治结束。隋朝虽然立国只有38年，但在政治制度方面有新的建树，建立起了一整套严密的统治机构，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经济、文化方面也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局面。

隋

隋文帝像

隋文帝杨坚(公元41~04年),是隋朝的建立者,弘农华阴(今陕西省华阴东)人。北周时袭父爵为隋国公。其女为周宣帝皇后。大象二年(公元80年)五月,周宣帝死,其子宇文阐(静帝)即位,杨坚任左大丞相,都督军事,总揽朝政,封隋王。大定元年(公元81年)二月,杨坚代周称帝,建立隋朝,改元开皇。开皇七年(公元87年)隋灭后梁,开皇九年灭陈,结束了南北分立的局面,统一全国。隋文帝在位期间,改革官制,确立三省六部制和州、县两级体制,规定九品以上官吏均由中央任免,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推行均田制,将百姓成丁年龄由l8岁推迟到21岁,丁男服役由1个月改为20天,未被征发服役者可纳庸代役,后又规定丁男满0岁可免役收庸,减轻了农民负担。此外,为使隐漏户口复归户籍,政府实行输籍之法,由各州、县根据朝廷规定的输籍定样划分户等,将隐漏农户重编户籍,免除盐酒商税,使国家管辖的人丁增加,削弱了豪强势力,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仁寿四年(公元04年),隋文帝被太子杨广杀死。

第二组　唐朝的强盛

　　公元18年，在隋末战乱中起兵的李渊建立唐朝，随后陆续消灭了南北各地的割据武装，再次实现统一。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出现了天下大治局面，史称“贞观之治”。其后的高宗、武则天使国力持续增长。至玄宗李隆基开元时期，唐朝达到全盛，史称“开元盛世”。玄宗统治末年，爆发了边境将帅叛变的“安史之乱”，虽最终被平息，但唐王朝也由此转衰，地方势力逐渐强大，形成藩镇割据局面。年，唐朝在黄巢起义的沉重打击下，终为节度使朱温所灭。唐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全面发展、高度繁荣的历史时期，唐王朝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国力雄厚，是当时世界声威远播的大帝国。

骑驼乐舞三彩俑唐明器年陕西省西安市鲜于庭诲墓出土骆驼头高8.4厘米、首尾长43.4厘米。舞俑高2.1厘米

骆驼昂首挺立，驮载了个汉、胡成年男子。中间一个胡人在跳舞，其余4人围坐演奏。他们手中的乐器仅残留下一把琵琶，据夏鼐先生研究，应该是一人拨奏琵琶，一人吹筚篥，二人击鼓，均属胡乐。骆驼载乐陶俑巧妙地夸张了人与驼的比例，造型优美生动，釉色鲜明润泽，代表了唐三彩的最高水平。

载乐骆驼陶俑表现的应该是长安百戏中的一个杂技节目。唐代百戏留下记载的有盘杯伎、吞剑伎、猕猴缘竿伎、透飞梯伎等。当时，在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都有专门的百戏班子，他们除自主演出外，也可让人们花钱雇演。唐玄宗曾“召两市杂戏以娱贵妃”。骆驼载乐节目集杂技和马戏于一体，有两个看点。其一，双峰骆驼身高一般2米左右，负载力可以达到20公斤，驮载个成年男子需训练有素。其二，位艺人在驼背没有围栏的平台上载歌载舞所展现的高难度技艺。唐代高空平衡技巧的表演水平很高，幽州胡女石火胡能站在十层叠放的彩绘坐床上如履平地。唐人的驯兽水平也不一般，披挂华丽的马匹会在玄宗生日时，为他衔杯祝寿，甚至还有舞象、舞犀这种大型动物的演出。所以，骆驼载乐这种节目，在长安一定大受欢迎，西安中堡子村唐墓也出土过类似的作品。

唐时，中亚有许多乐师、歌舞者留住长安城内，唐高祖曾拜中工安国出生而长居长安的安叱奴为散骑常侍。曹国人曹保及其子善才、孙曹纲都是蜚声艺林的琵琶名手。宪宗元和时，西域米国人米嘉荣曾为唐朝廷供奉。是歌曲名家。玄宗开元时，康国、史国均造使献胡旋女子。南亚、东亚诸国中的骠国、扶南，以及日本也有很多乐工旅居长安，带来了很多新的乐曲和乐器。

第三组　五代十国的更迭

　　唐朝灭亡后，中原地区相继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史称“五代”。淮水以南还先后存在过九个割据政权，即吴、南唐、吴越、闽、楚、荆南（南平）、前蜀、后蜀、南汉，加上割据山西的北汉，统称为“十国”。五代十国时期，朝代更迭频繁、各政权间战乱不断，但经济、文化方面仍有发展。

彩绘浮雕武士石刻

五代十国五代后唐同光元年（公元年）墓室装饰图像年曲阳王处直墓出土高.厘米、宽8厘米、厚11.7厘米年美国纽约安思远先生捐赠

这件彩绘武士像是在长方形汉白玉上高浮雕而成，身着盔甲，手持宝剑，立于麋鹿之上，肩上立一龙，应是佛教护法神的天王形象。其艺术风格上承唐代之遗韵，下开宋元之先河，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王处直其人在《旧唐书》、《旧五代史》均有传，生前官拜义武军节度使，节制易、定、祁三州，为地区的重要藩镇将领。后其养子王都发动兵变，王处直被软禁，忧愤而死。夺权后，为了脸面和名声，王都请来了最好的工匠为其养父修建陵墓，进行厚葬。王处直的墓葬保存了大唐遗风。墓室修建在一块三面环山的风水宝地之中，为前后两室的双室墓，以青石砌筑，整个墓室绘满了奉侍、山水、花鸟、云鹤、星象等内容的精美壁画。尤其用18块曲阳汉白玉石浮雕出了武士门神、生肖、散乐、奉侍等几组雕刻，装饰于墓室各壁。墓门后的甬道两侧正是两块威严的彩绘武士雕像；前室四壁上方有惟妙惟肖的12生肖像；在后室的东西两壁，则用两块浮雕表现了列队侍候主人和乐队吹奏的场面，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年月，王处直墓中镶嵌在甬道和前室四壁的10块浮雕被盗走。年，一件被盗的彩绘浮雕武士石刻出现在美国纽约的中国文物拍卖会上。该武士一身戎装，头顶凤鸟含珠，脚踏牛形怪兽。经中国政府多方交涉，年月，美国海关总署在纽约世贸中心将其归还中国。同时，纽约大收藏家安思远先生将这块肩卧青龙的武士石雕捐献给中国。历经重重磨难，这对彩绘武士石刻终归团聚。

五代十国十国后蜀传年四川省成都市出土残高29厘米、残宽21.厘米、厚7.厘米石经是刻在石碑上的儒家经籍的范本。自东汉刻熹平石经起，以后各朝有的续刻石经。后蜀统治今四川地区，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后主孟昶广政年间（公元～9年），在宰相毋昭裔的倡议下，后蜀始刻儒家经籍，共完成《孝经》、《论语》、《尔雅》、《周易》、《毛诗》、《尚书》、《仪礼》、《礼记》、《周礼》和《左传》十经。宋代又补刻《公羊传》、《谷梁传》和《孟子》，使之成为完整的儒家十三经。后蜀石经经文下还有注文，这是历代石经中独有的。

第二单元　隋唐五代的经济

　　隋唐时期，社会保持较长时期安定，人口迅速增长，统治集团采取了鼓励生产的政策，因而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蓬勃发展，出现了高度繁荣局面。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经济遭到破坏，但长江流域经济迅猛发展，江南渐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趋势成为定局。

第一组　曲辕犁和筒车

　　这一时期，农技与农具有很大进步，发明了曲辕犁与筒车等新型耕作、灌溉工具。垦田面积扩大，兴修水利较多，精耕细作趋势加强。粮食与经济作物产量大幅度增长，茶的种植逐渐广泛。

第二组　丝绸、金银器、铜镜

　　丝织及印染技术有很多创新，发展出一些新品种。唐代丝绸色彩绚丽、图案新颖。受中西亚金银器影响，金银器制造逐渐流行，并普遍使用切削、抛光、焊接、铆、镀、刻凿等工艺以及手摇脚踩的简单车床。器型、纹饰也渐从模仿西方转向中国人的审美趣味。铜镜也是富有时代特色的重要手工业成果。

小团花锦

唐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唐墓出土残长2.3厘米，宽14.2厘米

此锦为经线显花工艺，小团花玉十样小花交错排列，纹样之间无直接交接点。团花较简单，中心为花蕊，四出花叶。类似这样散装遍地、散点连续、布局均衡对称的图案在唐代的丝织品物上常可见到。

墨绿地狩猎纹印花纱

唐丝织品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0号唐墓出土长3厘米、宽18厘米

此物绿色，图案为狩猎纹，骏马飞奔，骑士搭弓射兽，飞鸟、花卉点缀其间。

属染缬丝绸，为平织方目纱，比较疏朗，每厘米经线24根，纬线42根。纬线分两种，即2根或1根为一枚，每种穿梭两次后改用另一种。花纹的颜色较底地为淡，花纹部分的丝线稍散开以显花。有研究认为，这件“蜡缬”染色时可能不是使用蜡溶液，而是用含有碱性物质的涂料绘出或印出花纹，并且先行染色，涂料后加，干后再浸于水中。碱性溶液溶去花纹部分的丝胶，所以未加拈的丝线纤维散开，颜色也变得浅淡，涂料洗掉后便显出花纹。

关于唐代丝织业的发展情况，普遍认为，唐代前期丝织业所在的主要地区是中原的河南道及道，其次是剑南道和山南道，江南地区的江南道和淮南道产丝织品不多。唐代后期，江南丝织业后来居上，成为主要地区，其次是剑南地区。从吐鲁番出土丝织品墓的墓志和文书纪年看，这些丝织品均为盛唐之前的产品，其中流行的大小联珠圈纹应与道、河南道和剑南道丝织品的主要图案“独窠”、“两窠”、“四窠”相类似。因此，处于丝绸之路要地上的吐鲁番，无论从外销和满足本地区需要，还是从交通方便诸方面考虑，都更多地从黄河流域和四川地区运输丝织品。

第三组　瓷器与唐三彩

　　这一时期，浙江越窑生产的青瓷胎质细薄，釉色晶莹，制作精美；邢窑烧造的白瓷类雪似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瓷则丰富了瓷器的装饰。唐代出现的三彩器是一种低温釉陶，釉色有黄、绿、褐、蓝、黑、白等，简称“唐三彩”。唐三彩因釉料中加入大量助熔剂铅，使釉的熔点降低，胎体表面的釉料在受热过程中向四周流动扩散，使各种颜色相互浸润交融，形成自然而又斑驳的效果。

唐盛器年浙江省余姚县在出土高30.厘米口径19.3厘米

该器黄釉，腹上刻有“大中四年”和姓氏等内容共43字。此器自名为罂，即瓶。唐代青瓷以越窑水平为高，被称之为“如冰似雪”，排在各窑之首。越窑在今浙江省慈误县上林湖一带，产品种类多，胎质细密，釉色均匀，青翠润泽，装饰手法以划花为主，还有印花、刻花等。越窑青瓷多有外销，在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古代遗址中都曾发现。此瓶铭文先刻于坯胎上，然后施釉烧制，是一件多年前的颇具特色的越窑产品。

越窑青瓷罂

青瓷双柄鸡首壶

南北朝南朝酒器19年江苏省镇江市出土高22.3厘米

这件鸡首壶为盘形口，肩部塑两个鸡头，细颈，柄双身一体，圆腹，肩部有两个方形桥状钮。通体施青黄色釉。鸡首壶是盛酒器,江苏南京东晋墓出土的一件鸡首壶底部有“罂主姓黄名齐之”铭文，可知这类器物古代名为“罂”。

南方部分地区从三国末年开始烧造瓷鸡首壶，先是越窑、瓯窑烧造，以后各地都能出产。初期的鸡首壶是在盘口壶肩部一边粘贴鸡头，对侧粘贴鸡尾，鸡头实心，作为装饰。东晋时期鸡首壶形体变大，鸡首有了颈，不再使用鸡尾形的装饰，而是在这个部位安装壶柄，上端接在盘口，下端接在腹上部。南朝时期鸡首壶的壶身变长，口颈加高，有的壶是两个鸡首，壶柄也变宽变长，制作比较精致。

第四组　开元通宝

　　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这一时期商业较前代繁荣、进步，绢帛虽然继续当作辅币使用，但铸钱大量通行。开元通宝钱的铸造和流布，使五铢钱从此退出了货币流通领域，在钱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开元通宝

唐货币钱径2.4厘米、重4克

圆形方孔，轮廓深峻，钱文端庄匀称，铸造精良规范。

开元通宝于唐武德四年（公元21年）始铸造流行。《旧唐书·食货志》称：该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初，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逥环读之，其意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

唐人的所谓左右，是以钱范为标准的，所以实际读序是先右后左。“开元通宝”寓意为开创新纪元的通行宝货。上述记载还说明，唐人确有旋读钱文为“开通元宝”的，意思是开始通行的主要货币。正史虽承认这种读法“其义亦通”，但称之“流俗”。欧阳询自创笔力险劲的“欧体”，在当时已“为一时之绝，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范焉”，甚至高丽国几次派遣使臣到唐朝求取欧阳询的书法，令高祖感慨不已，故以欧阳询书写钱文当在情理之中。

开元通宝钱在中国货币史上意义重大，该钱制将以往货币单位由标示金属重量改为纯粹的货币符号，开创了中国货币史上以通宝、元宝等作为铸币标示的货币系统。同时，开元通宝钱十枚恰重一两，改变了秦汉以来以二十四铢为一两，使十钱为一两的衡量单位逐步形成。唐朝此后还有其它铸钱，但开元通宝是唐代流行时间最长、最重要的货币。

乾封泉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会昌开元

唐货币

开元通宝是唐代近年间长期通用的货币，此外，唐王朝也铸造了其他七、八种钱。高宗乾封元年（公元年）铸乾封泉宝，这是正式的年号钱，行用不到一年就废弃了。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8年）铸造乾元重宝，代宗大历四年（公元79年）铸造大历元宝，德宗建中年间（公元—年）铸过建中通宝，比大历元宝更加小。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年）曾铸造一种新的开元钱，背后有铸钱的各州州名，史称“会昌开元”。这些钱的铸造虽有不同的政治经济背景，但是都没能取代开元通宝。

第三单元　隋唐五代的社会生活

　　经济的繁荣、物质的丰富使得社会生活质量有很大提高，人们的衣食住行更加精致、多彩。各民族及中外交流的空前频繁，使得社会生活呈现出开放和多种文化习俗融合的时代特色。服饰推陈出新，更加绚丽多彩，饮食增加了许多新品种，“胡服”、“胡妆”、“胡食”和“胡乐”曾流行一时，妇女有骑马出游之风，马球等娱乐竞技活动也盛行起来。

第一组　衣冠服饰

　　这一时期，礼服仍沿袭传统的高冠革履、宽袍大袖。唐代男子的便服吸收了胡服褊窄紧身和圆领、开衩等特点，穿圆领袍、裹幞头、系腰带、蹬长靿靴成为从皇帝到平民日常生活的主要着装。女装多由裙、衫及帔组成。唐代妇女还以着男装、胡装为一时风尚，面部化妆繁复，发式也多种花样。

陶磨、陶碾、陶碓和陶井栏

唐明器年山西省长治市王琛墓出土磨高12.1厘米、底径12.厘米，碾径10.厘米，米碓长30.厘米，高13厘米，井栏高7.7厘米

唐代随葬品中被统称为“俑”的可分为四类：一类是为出行安排的，二类是为室内家居配置的，三类则为生活用具明器及家畜、家禽俑，四类属镇墓性质的。陶磨、碾和米碓都与粮食加工有关，陶井栏表示水井，这四种明器象征着庖厨用品。在墓中随葬生活用具明器是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的遗风，初唐时不少墓中已只出现一种或二种，形制简化，个体变小。此墓属唐高宗时期（公元0~83年）。这些明器虽然小巧，但配套齐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时粮食加工的情况。

狩猎纹高足银杯

唐酒具年陕西省西安市沙坡村窖藏出土高7.4厘米、口径.3厘米

银杯经锤揲成型，圆唇侈口，直壁深腹，腹下部略收，下承外撇高足。纹样则采用堑刻工艺，鱼子地纹，杯腹上部饰一道凸弦纹，下部阴刻一道弦纹，高足中部有“算盘珠”式节。口沿下刻一周缠枝花，两道弦纹之间饰有骑马狩猎图四幅，猎者策马飞驰，姿态各异，或张弓待射，或箭方离弦，被追逐的獐、鹿、豕、狐等动物则神情惊慌，四散逃窜，整个狩猎景象布局巧妙，情节紧张生动。与此杯形制相同的，还有北京大学狩猎纹银高足杯、何家村狩猎纹银高足杯、凯波狩猎纹银高足杯，纹样及装饰风格也都极为相似，说明此种题材在当时颇为流行。

中国古代狩猎历来被看成重大事件，狩猎题材也曾在战国青铜器、汉代壁画和画像石、魏晋砖画中出现。古代狩猎图的意义不仅是单纯表现猎获动物，而是主要用于反映帝王贵族的生活，带有练兵习武、军事检阅的性质。尽管唐代以前也出现过狩猎图像，但场面小、内容简单，构图和人物形象处理也不同。唐代银器上狩猎纹的出现是个突然现象，与前代狩猎图像区别甚大，其渊源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狩猎题材。

在中西交流空前繁荣的唐代，狩猎图像的突然增多，似乎不是偶然的。沙坡村狩猎纹银高足杯的狩猎图像中最重要的细节是画面中心顶天立地的大树，在中国传统狩猎图中不见，很容易令人想起西亚、中亚艺术中的“生命树”。该杯狩猎图像以大树间隔的构图方式和骑马狩猎的姿态，不能排除受西方风格影响的可能。而高足杯也不是中国传统器物，大约是渊源于地中海地区的罗马，然后通过西亚、中亚对中国产生影响。这件银杯造型属西方式样，而猎手所着之幞头、窄袖袍却为唐服，装饰风格也具中国特色，或许把唐代银器上的狩猎图像看作是中国传统题材的延续和外来风格的影响相结合更为恰当。

第二组　饮食起居

　　这一时期，主食有饼、饭、粥、糕等，副食更为丰富；烹调方法仍以蒸、煮、烙、烧、煎、炸、烤为主；饮酒非常普遍。8世纪以后，南方的饮茶之习，终风靡全国。 　　家具逐渐由矮变高，人们由席地起居向垂足高坐转变。隋朝时，出行仍然主要乘坐牛车；到了唐代，驴、马成为主要的代步工具。

第三组　文体娱乐

　　歌舞戏、杂技在宫廷和民间的庆典及宴饮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助兴节目；打马球、狩猎、下围棋等文娱活动也深受人们的喜爱。

骑马击球彩绘陶俑

三彩绞胎狩猎骑俑

骑马击球彩绘陶俑

绞胎釉陶狩猎骑马俑

唐明器年陕西省西安市出土高32～3厘米

此套件，均女性，着紧身服、骑马，手中木质鞠杖已朽失，但策马打球的身姿栩栩如生。马尾束起，以防争抢中相互缠绕。

马球，又叫波罗球，是盛行于唐五代宫廷、军中和民间的一种体育活动。从这一时期的诗文、壁画、青铜镜和陶俑中可以看出打马球的大致情况。打马球一般分做二队，人数不拘，设裁判。球门依参赛人数多寡设一或二个，一般是一块木板，中心挖一圆洞，后接网盛球。赛前宣布赏格，以破门为胜，胜者获奖。赛中，有音乐助兴、有击鼓助威。球大小如拳，由轻韧木剖空制成。鞠杖也是木质，长数尺，杖头似弯月，有些类似今天的冰球杆。球场的大小不等，但要平坦，以便跑马驰骋，讲究的球场甚至还洒上油，使之更加光滑。正式比赛时穿专门的球衣。唐代皇帝喜好打马球的人很多，所以宫中多处建有球场，国家博物馆就收藏有一件大明宫出土的含元殿球场石志。军中盛行以马球犒军、训练将士。文人学士也热衷马球，京师长安每当开科考试，金榜题名的进士有到月灯阁打马球展风采的习俗。百姓虽然没有条件筑球场，穿特制的球衣，但街头里巷到处可以打球为乐。此外，马球也有“分朋驴鞠”或步打的记载。

关于马球的起源有波斯说、吐蕃说，还有认为是起源于我国的三国时期。

第四单元　隋唐五代的文化

　　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科技等诸多方面都取得辉煌成就。唐诗辉耀千古，成为中华文化奇葩。书法、绘画与雕塑名家辈出，成就卓然。音乐、舞蹈融汇外来艺术精华，形成特有的时代风格。建筑、天文、历法、地理、史学、医药、造纸等诸方面都取得重大进步，雕版印刷更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重要发明创造。佛、道二教也在这一时期走向兴盛，对思想、文化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一组　诗歌

　　唐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是诗。唐诗流传至今的将近五万首，许多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具有完美的艺术形式。李白、杜甫、白居易是最著名的诗人。

第二组　书画与雕塑

　　这一时期，书法吸收了南北朝的优秀成果，并创造出崭新的风格，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为楷书集大成者；山水、仕女、花鸟画开创一代新风，敦煌、龙门石窟以及唐墓中的雕塑、壁画更是举世闻名的艺术瑰宝。

九成宫醴泉铭拓本

唐拓本纵32.厘米、横20厘米

欧阳询书原碑今存于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博物馆，这是欧阳询（公元7~41年）的代表书作，唐贞观六年（公元32年）刻石上碑。欧阳询的书风承自晋人，有独具情态，笔力刚健，结构谨严，称之为“欧体”。他是初唐四大书家之一，对后世书法艺术影响很大。

玄秘塔碑拓本唐原碑今存于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博物馆拓本纵38厘米、横23厘米

此碑立于唐会昌元年（公元年），为柳公权4岁所书。柳公权的书法风格刚健，神韵清雄，传世碑刻十余件，皆为楷书，被称为楷书经典。颜真卿和柳公权的楷书风范影响深远，后人习楷书多“以柳体入门，以颜体见功”。

第三组　建筑与雕版印刷

　　这一时期存留下来的建筑设计独到、制作技术精湛，显示了古人的智慧和才能；雕版印刷始于初唐之际，由源远流长的印章、碑拓及织物印花等技术发展而来，9世纪已相当普及。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对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本陀罗尼经咒

唐宗教用品4年四川成都市望江楼唐墓出土长30.厘米，宽34厘米

此经咒为蚕纸，质薄呈半透明状，中央为一小方栏，栏中有一菩萨坐于莲座上，六臂手中各执法器。栏外围绕梵文经咒17周。咒文外又有双栏，其中四角各有菩萨像一，每边各置菩萨像三，并间以佛教供品。全件仅一行汉字：“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说明它是由卞姓印刷、贩卖的商品。此件是在墓主手臂上的银镯中发现的。唐人信仰诵此咒可消灾祛病，持此咒能得神佛保佑，所以深受大众欢迎。

关于雕版印刷产生的年代,学术界争论很多，曾有汉朝说、东晋说、六朝说、隋朝说、唐朝说、五代说和北宋说。现在，仅隋朝说和唐朝说仍在讨论，其余各说已被排除。雕版印刷术产生的地点在20世纪也经历了印度说、韩国说和中国说。印度说因证明说法不能成立已销声匿迹，韩国说起因于19年在庆州（古称金城，曾是新罗王朝的京城）佛国寺释迦塔发现的一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本，它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但就该印本的印制地点，中韩学者存在学术分歧。韩方虽然发现经中使用了武则天当政时代的4个新字，但认为它是新罗刊行的。中方学者则从经文、印刷用纸、武周新字和俗异体字等诸多方面加以论证，认为新罗刊行说证据不足，它是8世纪初在唐长安刊印，由中国传入新罗的。

此经咒刻印于四川成都，但时间不详。不过，成都在天宝元年（公元年）由益州改名蜀郡，至德二年（公元77年）又改为成都府，所以刊印时间当在其后。

第五单元　隋唐的边疆民族

　　隋唐时期，许多边疆民族建立了政权，其中最重要的是北方的突厥、回纥（后改称回鹘），西南的吐蕃、南诏以及东北的渤海。中原王朝执行了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各民族间的交往空前频繁。边疆各族吸收了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成就，同时也对汉族的生活和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一些边疆民族政权虽然与中原王朝发生过纠纷和战争，但总体上说，各民族之间进一步融合，多民族统一国家日益发展壮大。

第六单元　长安与丝绸之路的拓展

　　长安是隋唐两代的首都，长安城的宏伟和繁华反映了唐代国力的强盛和文化昌明。长安也是国际性大都市，是当时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经济贸易的中心。隋唐时期，丝绸之路达到极盛，海上交通的规模也远超前代。中华文明在亚洲各国广泛传播，并远达欧洲、非洲，同时也因积极吸取外来文化而更加丰富多彩。

第一组　长安城

　　唐长安城分宫城（皇帝起居、处理朝政之地）、皇城（衙署区）和外郭城三部分，周长3.7公里，面积84平方公里；外郭城分成居民区和作为商业区的东、西市；大明宫为唐朝主要皇宫，面积3.2平方公里，是北京明清故宫的4.倍。长安城内居民约百万，住有各国使臣、留学生、僧侣和商人数万人。长安城的规划与建设也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家。

第二组 　　中外交流

　　隋唐时期，更多的丝绸等商品沿着横越亚洲腹地的丝绸之路，源源输往西方。唐中期后，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丝绸、陶瓷等大宗商品较多地取道海上输出。唐朝优异的文化，特别是造纸、丝绸等先进工艺传布到亚欧各地，西方的文化也传入中国。

高足金杯

隋酒器年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高.7厘米、口径.7厘米、重49.4克

此金杯为大口，口沿外翻，上有凸弦纹一周，系用一圆环焊上。其下为高足，中空，作喇叭状，足柄及底缘亦各有焊上的凸弦纹一周。足柄上端先粘焊一圆片，然后再焊合于杯身。

金手镯

隋

饰品

年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

长径7厘米、短径.厘米

这对精巧的椭圆形手镯，每个分成4节，各节两端较阔，上嵌珠，半球形，透明无色，表面有白锈。各节以方形嵌青绿色玻璃珠的小节相连。其开口处有一钮饰，一端为花瓣形扣环，上嵌小珠个，另一端为一钩，钩端亦嵌一珠。钩及环之另一端为活轴，可自由开合。轴端套以小珠，尚残留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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