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王宏钧先生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委书记、副馆长。此次访谈主要围绕“国博百年发展”这条线索，内容涉及辛亥革命之后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的创设与建馆概况、解放初期历史博物馆的改革、1958年至1959年“中国通史陈列”的筹建和以后的数次修改，以及其他业务的重要发展等；最后，王宏钧先生从自己的角度谈了国家博物馆百年发展所留下的重要精神财富及对博物馆事业的期望。
【关键词】百年国博 中华文明 复兴之路 光辉前景
李万万：您曾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书中阐述了中国近现代博物馆的发展概况，为中国博物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及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我的第一个问题，想请您谈一下中国的学术界对于博物馆历史的研究状况，以及您对博物馆史研究的认识。
王宏钧：近些年中国的学术界对博物馆史研究的成果不多，大家更多注重现实工作中的问题，对于博物馆的历史和基础理论的探讨很不够。南京博物院原副院长宋伯胤曾撰写过不少博物馆历史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博物馆研究》等杂志上，后来这些文章集成一本《博物馆人语》的专著。南开大学冯承柏教授、梁吉生教授、国家博物馆苏东海研究员也都对博物馆史做过研究。近年来，湖南省博物馆馆长在研究博物馆历史和博物馆学史，也有青年学者关注这一领域。博物馆历史在博物馆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正如西方现代史学界的杰出代表兰克（Leopold von Ranke）所说：“历史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它的任务。”
李万万：2012年将迎来国家博物馆百年馆庆，请您谈一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王宏钧：国立历史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建立的博物馆。它酝酿于清朝末年维新运动期间，始建于辛亥革命成功、清帝退位、民国肇始的年代。19世纪末叶，在变法图强的浪潮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倡导废科举、办学堂、办报馆、广译书的同时，也提倡兴建博物馆。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也曾上书“南皮相国”张之洞，要求在“京师建立帝国博物馆”。这些呼吁都是兴建博物馆的舆论准备。但当时清朝统治已风雨飘摇，不可能实现。1912年中华民国创始，在教育总长蔡元培和社会教育司佥事周树人的筹划、奔走之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建立，由胡玉缙任筹备处主任。胡玉缙是苏州人，曾被张之洞派遣去日本考察国民教育。这时各项筹备工作随之开始进行。
可以看出，在中国，博物馆这种新的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是在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革的过程中诞生的。草创时期的国立历史博物馆虽然因陋就简，但高踞昔日封建王朝紫禁城的午门城楼上，向世人昭示着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之终结，多民族共和国之创始。
李万万：当时筹备的情况如何？1926年正式开馆后的情形怎样？
王宏钧：开始的时候，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设在国子监，这里是元、明、清三代的太学，是最高学府。之后移到午门城楼和东西朝房，直到1926年正式开馆。开始筹备的时候，首先接收了孔庙的文物，其次是清朝军机处留下的文物，如太平天国的玉玺、明朝后期来华的西洋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清朝太医院的明代针灸铜人等。清朝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清朝雕版印书的雕版也都由历史博物馆保存，清朝刑部衙门的一些刑具、武器等物品也纳入为馆藏。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河北巨鹿县发现宋代故城遗址，历史博物馆由主任裘善元协同顾问毕士博等人去清理发掘，发掘出的文物都藏在了博物馆。1924年，信阳长台关又发现一个汉墓，经过发掘清理，也得到一些文物充实了馆藏。这两次发掘清理与今日考古学的科学规范当然相距很远，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中国科学考古工作的先驱。到1926年，藏品达到了215000多件。开馆时选出藏品分为26类进行文物陈列。
开馆后，还编辑出版了《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刊载了周代青铜器考证、太平天国玉玺研究、明代针灸铜人的考证等，巨鹿宋城、信阳汉墓也有发掘纪略发表，同时也翻译和介绍了一些国外的学术研究成果，例如介绍史前人类、埃及图坦卡蒙文物、墨西哥古城文物等。《丛刊》还翻译了日本学者滨田耕作著的《考古学通论》。为了加强学术交流，普及社会教育，历史博物馆曾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也有国外的学者，举办过演讲会、报告会。
1928年之后，国内的政局发生了变化，经过北伐战争，北洋政府垮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就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博物馆筹备处，由蔡元培、傅斯年等人筹办。所以，北京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的地位和处境就很困难，博物馆经费很少，只能勉强维持着不闭馆。到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故宫的古物开始南迁，历史博物馆也有一部分古物南迁，太平天国玉玺、利玛窦的地图等都包括在内。历史博物馆南迁的古物可能也有一部分迁往了台湾，但数量不是很大。在动荡的时局中，历史博物馆的隶属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原来归教育部直接领导，后来划归到大学院，由国立中央研究院领导，改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北平历史博物馆，后来又算作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京分院，到了解放战争期间，又归北京大学代管。那时，馆长由北京大学博物馆专修科主任韩寿萱兼任，韩先生是博物馆学家，直到北京解放后继续任副馆长多年。他是北大20年代后期的毕业生，后去美国工作十几年，研究过博物馆学。从1928年到1948年的20年间，历史博物馆基本处于半停顿状态。
李万万：历史博物馆和当时的中央博物馆筹备处有什么具体的隶属关系或者业务联系吗？
王宏钧：详情我不了解，听说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南京的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也管不了太多，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关系。
李万万：建国之后的历史博物馆有没有继承民国时期历史博物馆的业务或者精神方面的传统？还是在制度等方面从头开始，需要重新建立？
王宏钧：全国解放以后，中国的文化事业包括博物馆，主要是根据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针进行改革，那时叫“改造”。历史博物馆最重要的改革是什么呢？当时的文化部领导周扬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文化部副部长）提出“要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用文物组织，展示中国历史”。用文物展示一国的历史，在我们国家过去没有，在别的国家的博物馆也很少能用文物展示自己的历史。法国卢浮宫博物馆没有这样的陈列，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也没有，故宫的主要任务就是宫廷复原和古代艺术陈列，美国国立历史博物馆有几分近似。
历史博物馆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指导，用文物展现我们的历史，这是一个全新的、难度很大的课题。所以一开始就考虑到要与有关学术界和大学合作。在此之前，1950年初，首先举办了“从猿到人”这样一个专题展览。因为当时干部群众都在学习《社会发展史》，这是第一课。历史博物馆展出的“从猿到人”展览，实际上是人类学的课题。展览由裴文中、贾兰坡先生指导，科学普及局的同志也参与了，与博物馆的业务人员一起做。“从猿到人”展览办完之后，博物馆便开始研究如何用新的历史观组织新的中国历史陈列。
1951年，这一工作开展的初期，周扬同志曾来馆作过一次动员报告，他基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点来讲。之后，就由博物馆邀请大学、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等相关方面的专家一起研究。当时最主要的一位主持者是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他研究的领域很广，不仅兼任科学院考古所所长，同时还兼任文学所所长。他主张要集合各方面的力量共同研究“中国历史陈列”的具体办法。那时，历史博物馆自身也有一些学者专家，比如佟柱臣是研究原始社会的，蒋祖安在研究商周历史，马非百研究秦汉史，傅振伦研究史学史，姚鉴研究南北朝，沈从文、史树青、杨宗荣主要研究古代文物等等，这些人原来都在大学或研究单位，解放之后经过集中学习，分配到了历史博物馆。自1951年开始，“中国历史陈列”开始一段一段研究，设计直到展出，包括原始社会、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南北朝、隋唐、宋元。一直到1958年，当时明清部分也摆出来了，但没有正式展出，因为秋天就开始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了。但是近代史提前摆出来，1958年已在午门城楼上举办了“中国近代史陈列”，午门城楼上的展厅大概有一千几百平方米。陈列展出后，又编辑了《中国近代史图录》（共三册），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博物馆的业务人员下了很大的功夫，从中国的出版物，也从西方的书籍（英文、法文、日文等）中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和图片。那时历史陈列中的历史地图也出版了几种。
李万万：筹备“中国通史陈列”时，曾将各方面的专家都集中到历史博物馆，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共同探讨，研究把陈列做好，这种展览的组织方式是不是政府的考虑？
王宏钧：这种组织方式是由文化部和文物局提出的，后经中宣部批准。建国以后，历史博物馆还举办了一些重要的专题陈列，比如1954年在午门城楼上举办的“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毛泽东主席曾两次来参观这个展览；另外还办过“敦煌展览”，展出很多临摹得很好的敦煌壁画，当时东西朝房的展厅不够用，就临时搭了一些展棚。
李万万：您当时去看过历史博物馆举办的这些展览吗？
王宏钧：去看过，当时我在文物局工作，这些展览我都参观过。
李万万：为什么建国初期会被称作“北京历史博物馆”呢？
王宏钧：解放前曾被称为“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那时文教机构有国立、省立、市立、县立的区分，当时很多机构都带着“国立”，比如清华大学称为“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图书馆称为“国立北京图书馆”等等。后来有一种说法，建国之后全都是国家建立的，市立的也是国家立的，县立的也是国家立的，所以就都把这两个字去掉了。
李万万：您是哪年进入历史博物馆？
王宏钧：我是1958年年底、1959年年初到历史博物馆。
李万万：您刚进历史博物馆时主要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王宏钧：起初我在保管部从事文物保管工作，也管理过明清档案和资料，后又到建馆联合办公室。新馆建成之后，我调到陈列部，担任内容设计组组长。当时的内容设计组内是按照中国历史的阶段来划分小组，从原始社会一直到明清，两三个人组成一组，叫一段，如秦汉段、宋元段等。
李万万：请您谈一下1958年到1959年建馆时的相关情况，以及通史陈列筹备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王宏钧：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曾讨论到庆祝建国十周年的准备工作，其中就包括建设人民大会堂，改造天安门广场，并决定建立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要求把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和近百年的革命历史陈列出来。作出这个决定之后，万里同志便开始主持十大建筑的建设，进展也非常快。同时也成立了两馆建馆领导小组，由文化部副部长钱瑞俊为组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为副组长。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建馆小组组长是邓拓，尹达任副组长，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担任建馆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建馆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
筹备中国通史陈列，最重要的就是先要拟出陈列大纲，大纲必须遵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当时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的看法并不一致，首先的一个分歧就是历史的分期问题，有一些人主张西周封建论，另一些人主张魏晋封建论，还有一些人主张春秋战国封建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究竟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针对当时的情况，由邓拓主持，邀请史学界的权威专家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尹达、吴晗、邓广铭、夏鼐、苏秉琦、张政烺等在武英殿开了一个会（武英殿当时是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办公地点），大家各抒己见，反复研究，最后由邓拓执笔归纳起来，拟定了通史陈列的6条原则。
1．通史的陈列从原始社会开始，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为止，既按社会发展分期，又按照朝代排列。
2．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并且结合生产斗争，表现我国历史各个时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状况和劳动人民的斗争历史。其中突出地表现历代农民起义和标志各个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发明创造。对我国历代的文化、艺术、科学和人民生活状况也适当地加以表现。
3．凡是对我国历史发展各个方面起过重大推动作用的代表性人物都适当地加以表现。对被压迫阶级和民族的革命领袖人物和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都有所表现。对统治阶级的重要代表人物，只要对历史发展起到过重大作用的，也适当表现。
4．关于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根据历史真实情况，正确地表现以汉族为中心的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发展的历史，着重表现民族间的友谊团结和各民族对祖国的贡献。
5．关于我国历史上的中外关系，力求正确地表现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注意表现中外文化、经济交流和互相影响。
6．关于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问题以郭沫若同志的观点为依据（即战国时期进入封建社会）。
根据这些原则，当时请了很多专家，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几十位专家，我记得有贾兰坡、安志敏、郭宝钧、苏秉琦、商承祚、邓广铭、闫文儒、王毓铨等，还有不少位青年学者。他们和馆内的专家一起讨论陈列大纲，一起进行陈列设计工作。与此同时，派出不少人分成几组，带着中宣部调集文物的信到各地去选择调集文物，当时“全国一盘棋”，各地文博单位大力支援，很快调来了3万多件文物。
中国通史陈列大纲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7月，记得修改过十来次稿，一次次地论证，修改，最后的大纲由邓拓定稿，并报送中宣部同意。实际上，这个大纲的研究，就等于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召开了一系列中国通史的学术讨论会，集合了各方面最权威专家的见解，包括历史界的、考古界的、文物界的、美术界的等。整个建馆过程中，周恩来总理十分关注，我记得他总共来过三次。1959年元月是第一次，当天正下着小雪，他来审阅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模型，模型很高大，放在端门外右边的路边。第三次是9月末，陈列已布置好，他是晚上来审查的。
1959年9月，政治局组织了一次专门审查，由邓小平同志带队，许多革命老同志都来了。他们重点审查的是革命史陈列，也看了通史陈列，审查之后，他们将审查的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1960年两馆陈列完成之后，文化部和文物局召开了一次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在历史博物馆召开，王冶秋局长在会议上向大家传达了中央的审查意见，有一份铅印本，作为会议文件。
1959年10月中国通史陈列还算预展，1960年才正式对外展出。通史陈列公开展出之后，在国内外的反映都很好，记得当时有一位苏联考古学家大概叫吉谢列夫，在博物馆看了两个星期，每天看几小时，当时正闭馆调整，一件一件地仔细看，随手做笔记，有的还画图，对于陈列很赞赏，他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把文物组合起来，展示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过程中，除陈列大纲的审定、修改和定稿等重大思想性、学术性问题以外，其余全部工作主要由陈乔副馆长主持进行，他很辛苦，以至气管咳血也发作了。
李万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历史博物馆是在哪一年闭馆的？后来又是哪年重新开馆？
王宏钧：1966年8月份闭馆。当时的形势是红卫兵上街“破四旧”，很多文物都遭到了破坏，周总理指示故宫博物院、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都闭馆。
1968年冬，军、工宣队进驻革博、历博，领导两馆。1969年9月，两馆合并，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1971年5月，大批干部和一些工人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
到1972年，当时的全国形势稳定了一些，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恢复两馆陈列。那时故宫已先开放，也恢复了《历史研究》、《文物》、《考古》几个刊物。总理也提出开始组织文物出国展览（如到法国、美国等）。通史陈列也开始恢复，但因当时还是文革期间，整个过程也很曲折，指导思想上不顾历史事实，过分强调阶级斗争。修改后的方案以农民起义作为每一历史阶段的开头，形成了一种不伦不类的历史体系。
1972年年底，周恩来总理接见一位美国专栏作家艾尔瑟普，谈话涉及中国历史上统一的问题。总理说，我算过一笔账，中国历史上分裂时期是少数，大部分历史时期是统一的局面，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当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同志也参加了会见，会后冶秋同志就把“中国通史陈列”的修改方案向总理汇报。总理说：“如果按照农民起义打头，农民起义都是失败的，那中国历史不成了失败史了吗？”不同意这种修改方案，同时提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能一个也没有吧？也还有一些是历史上正面的人物。
这时，国务院已派来杨振亚同志任馆长（原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曾任天津市副市长），还有两位副馆长，军、工宣队已大部撤走。1973年初，又从南开大学借调来了历史学家巩绍英协助杨馆长领导“中国通史陈列”的修改。这时下放湖北“五七干校”的人员大都调回。根据周总理那次讲话的精神，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基本恢复了1959年陈列的面貌，删除了那些荒谬的内容。1973年10月预展以后，各界观众都比较满意，有关研究单位和大专院校也都认可、赞同。但为时不久，“四人帮”又提出“批林批孔”、“儒法斗争”和“评法批儒”，他们搞的是政治阴谋，而我们的“中国通史陈列”也不得不进行了一些相应的修改，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
李万万：当时的通史陈列也公开展出吗？
王宏钧：公开展出。在通史陈列和革命史陈列以外，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在杨振亚馆长主持下，1975年举办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十周年纪念展览”，观众十分踊跃，许多革命老同志和青年观众都带着十分激动的情绪参观展览。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未结束，“四人帮”还在台上，举办这样的展览，不是毫无风险，是需要政治上的坚定和革命勇气的。
李万万：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是哪一年又恢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历博恢复建制后，事业上有什么变化？
王宏钧：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以后，就开始拨乱反正了，一直到1983年4月1日才恢复了两馆建制。1982年3月，沈庆林、胡德平和我，经国家文物局任命，参加本馆领导工作。1982年12月，国务院决定恢复革博、历博原建制，国家文物局决定由我和沈庆林担任“恢复两馆建制领导小组”正副组长，1983年1月开始工作。这时杨振亚、陈乔、董谦、陈光、王士汉等几位老馆长全都离休了。经过3个月的磋商，拟出了方案，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后，1983年4月1日开始两馆恢复了原建制，各自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安排自己的工作。
当时我国已开始改革开放，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从1983年开始，中国历史博物馆开始自主策划，主办了一些出国展览。我国过去举办的外展大都是“出土文物展”，历博开始做的展览题目和内容是“中国古代文明展”，1983年6月首先在意大利威尼斯举办，后来在南斯拉夫克罗地亚、西班牙巴塞罗那也举办过。同时在日本也办过一些展览，比如日本华侨总会在长崎办的中国历代博物馆，其全部陈列作品和陈列设计都是我们提供和支持的；1988年，在日本奈良的“丝绸之路展”期间，也举办过“中国古代科技展览”等专题展览。
李万万：您说的这些展览都是历史博物馆自己策划、主办的？历博恢复原建制以后，还有什么变化？
王宏钧：我刚才说的这些出国展览都是自己策划、设计、主办的。除此以外，为了更深入地拨乱反正，又因为“近代史（旧民主主义革命）陈列”撤回革命博物馆，展厅出现大段空白，历博在1984年、1985年又进行了一次“中国通史陈列”的修改。这次修改主要是隋、唐、元、明、清陈列，也涉及到战国和秦汉。因为十年动乱中多次从理论和思想上的干扰、扭曲，需更进一步深化拨乱反正。主要是重新理清在陈列体系的标题和说明中的两条基本线索：一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和从衰落中奋起，走向复兴；一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巩固。突出秦汉、隋唐和元明清三大统一时期，以体现统一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主流。与此同时，压缩出800平方米展厅，以便举办临时专题展览，改变过去只有一项基本陈列的局面，相继举办了“曾侯乙墓编钟展览”、“镇江出土文物展”、“法门寺出土文物展”等等。
李万万：俞伟超先生和朱凤瀚先生是什么时候来馆工作的？
王宏钧：1987年，我退出了本馆领导岗位，就由俞伟超任馆长主持工作。从1988年开始进行陈列修改，一直到1997年9月完成，主要包括3个要点。
1．淡化了社会性质的演进，取消了“原始社会馆”、“奴隶社会馆”和“封建社会馆”的划分，简化成夏、商、西周、秦、汉直到明、清，实际上取消了“按社会发展分期”，只按朝代排列。
2．淡化了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也淡化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展示和评价。
3．把“中国通史陈列”的下限延到1911年，以辛亥革命、清朝灭亡作结束。
之所以这样处理，我理解是改革开放初期各种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潮互相冲击激荡的结果。这次修改，在中央支持下，俞馆长不辞辛劳，各地奔走求助，征调或征借到一批重要文物，充实了通史陈列。伟超同志是考古学家，在他的策划和努力下，创建了我馆的水下考古队，不应忘记这也是他对我馆的重要贡献。俞馆长退休后，朱凤瀚馆长继任主持工作，凤瀚同志是南开大学教授、古史专家、国家学位委员会委员。1999年，因大楼即将开始扩建，两馆陈列全部撤陈，闭馆，文物、图书也将迁移。在此期间，本馆举办了“古埃及”、“古希腊”等引进的世界古代文明展览，也举办了“郑和下西洋”、“热河避暑山庄”等专题展览。对于学术研究，朱馆长很重视，在他主持下，组织本馆人员编写了多卷本《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已出版了书画、瓷器、明清档案、历史照片等多卷，还组织编写了关于本馆珍贵文物的《乾隆南巡图研究》，也已于2010年出版。
到2003年3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组建，百年国博从新的起点上，开始了更加繁荣辉煌的发展阶段。
我从1987年退出本馆领导岗位，1990年开始离休，但蒙历博和国博先后几位馆长的召唤，仍然继续担任“陈列研究总体组”的成员及顾问，还担任我馆学术委员会的委员，直到现在还不断参与一些工作。
李万万：国家博物馆有一百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么长的发展过程中，留给我们今天博物馆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什么？您觉得哪些方面是最重要的？
王宏钧：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觉得一百年以来，我们博物馆最主要的就是在弘扬光辉悠久的中国历史，弘扬我们近百年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这也就是弘扬中华文明。弘扬中华文明就要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用我的话来讲，民族精神的核心就是自强不息、爱我祖国；我们也要弘扬时代精神，时代精神就是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我认为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神圣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博物馆的灵魂。我认为这是百年国博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精神财富。
一百年的发展给国家博物馆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我们有较丰富的藏品基础，现在有100多万件藏品，革命文物有30多万件，古代文物有70多万件；我们有办博物馆的业务工作基础，征集文物、保护文物、举办展览、进行社会教育与服务、对外文化交流、学术研究和编著出版等等，我们都有丰富的经验；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专业人才。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向“国内领先、世界一流”阔步前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接触到了不少世界各国博物馆，学习了不少外国先进的成果，但我认为还是应该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基础上，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推动我馆不断地前进，使我馆与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辉历史相称，与我们当今的国际地位相称，体现出我们文明古国的品格和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把我们的事业推向更高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