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瞿林东

来源：光明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过了7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间，史学工作者关于本学科基本理论的探索始终没有中断，而如何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则是人们思考与实践的中心问题。商榷与收获、经验与教训、反思与进取，虽有坎坷但努力的方向没有改变。恩格斯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指出了考察一定时代的理论思维的路径和方法。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之构建提出这样的设想并开始做探索性研究，即：努力做到三个“认识高度”，考察两个“研究对象”，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视野。三个认识高度

李大钊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道路，至今已近百年。在近百年的历史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了建立、广泛传播、反思与进取几个阶段，直至新时代所面临的新前景，即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了完成新任务、实现新前景，史学工作者首先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研究方面有所作为。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要在认识上和具体研究上立足于三个“高度”，即：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的高度，立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新阶段的高度，立足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史学遗产新起点的高度。这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的前提和保证。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了中国国情、时代特点和对未来美好前景的追求，不仅是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而且是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具有先进性。比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观，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历史观。又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反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关怀，对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高瞻远瞩。实践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已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立足于这样的高度，才能高屋建瓴，保证研究的先进性。

在近百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史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三十年代有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四十年代有蔡尚思的《中国历史新研究法》、吴泽编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五十年代有范文澜的长篇论文《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六十年代有翦伯赞的两篇名文《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八十年代有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导论卷》关于历史理论问题的论述，九十年代末有《刘大年集》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系列研究，本世纪以来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等著作出版，等等。这些理论成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理论参考。立足于这样的认识高度，可以确保研究的科学性。

中国古代史学拥有丰富的理论遗产和优良传统，如天人、古今、时势、理道；德、才、学、识，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事实、褒贬、文采，知人论世，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通史家风；等等。对于这些观念和问题，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并融入当今历史学的理论建设之中。显然，这是史学工作者对待史学遗产认识的新境界、新高度。立足于这样的高度，可以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凸显鲜明的民族性。

两个研究对象

这里说的两个研究对象，一是历史理论，即关于客观历史运动的认识；一是史学理论，即关于历史学这门学科的认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关于史学理论的著作，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是关于历史理论的著作。年，尹达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对历史这门学科的理论探讨给予充分重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告诉我们，重视史学理论，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刘知幾、章学诚、梁启超在对历史学这门学科的理论总结方面都作出过有重要影响的贡献。”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把历史理论、史学理论这两个研究对象都包含在考察、论述的范围之内，并在结构与表现形式上作出合理安排。

不论是历史理论研究，还是史学理论研究，关键在于它在何等程度上反映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这一要求和目标，这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明确认识的。我们认为：关于历史理论，在努力于三个“认识高度”的基础上，一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