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座谈会在建筑工业出版社举行。建筑界、学界以及传媒业界的多位嘉宾参加了座谈会。本文是庄惟敏的发言。

关于对城市的认知，我个人觉得不仅仅是建筑师从专业角度出发的认知，还是作为城市里边普通的一个人的认知，我就从这个角度出发谈点看法。

“李克强总理之问”

年10月，在国博办了吴良镛·清华大学人居科学研究展。李克强总理参观时，看到了“胡焕庸线”的展板。“胡焕庸线”就是当时的瑷珲线，拉一条线，从最东北的角一直拉到西南的腾冲，把中国的这个大板图就拉成东和西两块。

“胡焕庸线”怎么破？李克强总理指着中国地图上的“胡焕庸线”说，我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但中西部如东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

大搞标志性建筑是舍本求末

关于城市特色，现在经常被批评为“千篇一律”，“千城一面”。在这个层面，我们担心的是城市没变化。但是，恰恰不是这种现象。

认识一个城市的特色，它跟其他城市有什么不一样，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文化，不同的城市有不同文化；另一个是自然特色。

我很难想象，假如杭州如果没有西湖了，它还是杭州吗？但是，恰恰就在这个层面上，很多领导也不在意。有些城市甚至大搞什么围湖建楼，填海造田。云南滇池就是典型的例子。花10年工夫围起来，5年工夫填湖，建起来高楼，建起来了房子，建起来各种各样的培训中心、酒店……结果怎么样？又花几十亿，再花几十年的时间想把它整治回来。

所以，守着自然这一原本的特色，不去认真研究，反而，挖空心思地要向国外学什么标志性建筑、大高楼、大广场……这个实际上是舍本求末。在城市建设上领导需要有正确的政绩观

总书记关于城市建设方面的批示，我理解有两个含义：一方面，我们建筑工作者、设计工作者、规划师，建筑师，要提高自己的觉悟和文化修养，这是有责任的；另一方面，就是我们领导的政绩观，总是觉得要建点东西出来。守着自然的东西，不过瘾；守着历史的东西，还不过瘾，一定要让人眼睛一亮。大家都知道波士顿，也算是历史名城，有那么多着名的大学，但是他们花将近20年的时间，做了一项大工程BigDig，就是把大高架路全部改到地下去。

麻州的中央大道/隧道“大挖掘”工程，波士顿从年开始拆除上世纪50年代建造的城市高架路，转而发展“地下高速公路”。

这事要搁在中国，这个项目要跨几任领导啊？要按照我们四年一届领导的话，至少四任。那我这一届没做完，做了半天就花钱了，没看到效果，又接给下一任，领导不甘心啊。

我们现在的领导都恨不得要短期效益，我这个项目必须在任期内做完，你给我立项，必须三个月出施工图，恨不得半年全建起来。

标志性建筑与“背景建筑”

据说韩国前任总统李明博，在上任前，作为大财团的CEO，他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改造，把纵贯首尔的一条高架路给改造了，这就是首尔著名的青溪川工程，成了城市标志物。你今天再去看看首尔，再去看看波士顿，非常美。

年7月1日，韩国首尔政府启动清溪川修复工程。历时两年，不仅成功打造了一条现代化的都市内河，改善了首尔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塑造了首尔人水和谐的国际绿色城市形象，也为其他国家城市内河水环境治理提供了学习借鉴的案例。

今天我们到香榭丽舍大街去看，在你脑子里边就是凯旋门、埃菲尔铁塔，你还注重边上的建筑吗？它们退到了后面，形成背景，这就是城市的“图”和“底”的关系。

现在城市建设者都说，每一个都是标志性。我看恰恰相反，每一个都是标志性建筑，就每一个都没标志。

提高全民的文化自觉性

总书记说文化自觉性，我觉得提高全民的文化自觉性非常重要。老百姓很热衷于给建筑起绰号，说“鸟巢”“水立方”就算不错了，说“大裤衩”就有些恶俗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公众审美的趋向，而且带有很强的仇富色彩。

现代建筑师挺苦的，他一方面要听领导的，另外一方面要听老百姓的，非常怕老百姓给自己起外号。现在有媒体每年做丑陋建筑评选，一评好几百个，搞得建筑师很紧张，没事就去看看，希望自己的建筑别在里头。这就是老百姓的意愿的力量。

建筑不能变成了政治的代言品

大家都知道建筑界令人瞩目的普利兹克奖。普利兹克奖是怎么定义的？也是三个词，叫“坚固、适用、愉悦”。这种概念，我觉得是比较对的。就像李克强总理说的，我们的城市要为人服务，人在里边要高兴，要开心，它绝对不是一个政治的标志，也不是一个符号的象征。

建筑师现在搞得特累。领导问，你这什么意义啊？代表什么？象征什么，承载着什么历史重任？好家伙，这下简直不得了。我们的建筑被赋予了太多太多的意义，这种意义有时候把建筑反而导向了一个歧途。建筑就变成了一种政治的代言品，变成了一种政治的口号，那这个建筑还能为人服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