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起，英国摄影师马丁·帕尔（MartinParr）与荷兰艺术组合鲁小本泰斯开始进行中国摄影书的研究，他们收集了从20世纪初开始到现在的逾百本中国摄影书，重估了摄影书在中国摄影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对愈发依赖影像媒介的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
最近，“中国摄影书集”的展览，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拉开帷幕。展览共分六章，通过国内摄影师的镜头，向观众呈现现代中国的复杂历史，展览将持续到5月31日。
今天首先同大家分享第一到三章节的精选摄影书，非常精彩。
第一部分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年至年
早期中国摄影均为商业摄影：摄影师销售他们的单张作品或摄影画册，自己承担销售风险。当时摄影师的努力让摄影的价值及功能——记录公众事件和家族历史、制作操作指南，以及宣传和灌输政治教化内容——逐步形成。最早的从业者出现于十九世纪末。这些欧洲的摄影技术专家跟随西方殖民和军事组织来到中国，他们向中国引进摄影媒介，并收藏符合他们品味和喜好的作品。
二三十年代摄影打印技术的发展给中国摄影师在胶印书籍、杂志和报纸等领域开辟了新的天地。并急速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反映在中国的大城市中黑白和手工着色的摄影复制品里，它也被广泛出现在摄影画册、古董和为国内外制作的个人纪念品中的图像影响着。
在21世纪早期这个巨变的时代，在记录中国以及中国摄影师制作的出版物中，摄影常常显得矛盾。那些摄影作品在描绘着古朴、充满异国情调的人群的同时，也展现了一片被征服的领土，一个不断发展并试图掌握自己命运的国家；为了建立在“远东”的立足点，那些作品留下了国外审美的印记，同时又提供了一个视角，在新兴的中国艺术界中掀起一场革命——投入其中的革命者认为，摄影是将现代科技和传统美学结合的手段。最为关键的是，这个时代标示着中国的摄影从个人爱好发展成了新兴的大众传播媒体，奠定了摄影日后成为主要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宣传工具的基础。——林希文
《PekingtheBeautiful》
赫伯特·C·怀特经常与自己的兄弟约翰·亨利合作。两人曾作为基督教传教士在北京生活了八年，他们共同创作了一些关于北京的照片。此外他们还开办了艺术学校，向中国男女青年传授就业技能，帮助他们“了解来自基督教教育的新生活和灵感”。由于年共和政府迁都南京，标题中的“北方都城”指的是北京；年，政府迁回北京，结束所谓的“南京十年”。这十年大致上与怀特兄弟在北京生活期间相重叠。他们当时对老城的唯美印象，现在只能通过他们拍摄的照片才能看到。
《常见的华人容貌：照片日常生活人物研究精选》
本书的副标题“日常生活”在卡特的照片中被突出显示。他记录了个人和群体的日常生活：编织竹席、修鞋、算命、刻木版印刷、剥花生等等。卡特与很多在中国工作的摄影师（与奥古斯特·桑德当时在自己的祖国发起的类型学探索不同）一起创作了这本摄影书，旨在为西方读者展示中国的现实情况。本书共收录了二十四张照片，周围有简单的线状边，每张均有标题，并且其中一些还有一、两行说明。该图册没有其它文本，页面也没有编号。这本简装图册的另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页面没有装订，而是松散地通过左边三个孔串的线绳系到一起。这类似于中国传统刻板印刷的线装书（一般在书籍右侧装订）。封面的书名以中、英两种语言呈现。
《美影集》
《Peking》
《PeopleinChina》
第二部分伪满洲国与中日战争：年至年
这个版块主要展现日本和中国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前及战争期间编辑、出版的摄影画册。年，日军在现位于沈阳的南满铁路上制造了一起爆炸事件，并借此控诉中国军队策划了这场袭击。日军随即借用这场如今被称作“九一八事变”的纠纷，作为侵略满洲地区的借口，并于六个月后建立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
其中由当时政府、新闻社以及各类出版社制作的画册以种种方式鼓吹战争。它们在证明太平洋战争合法性的同时，也鼓动日本军队不断渗透中国领土。这些面向日本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书籍对日本军队的入侵行径进行宣传和辩护。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伪满洲国出版了大量宣传摄影画册。
这些画册由经验丰富的日本摄影师构成的摄影团队拍摄、编辑和出版，试图为满洲国树立一个“年轻国家”的连贯形象，以消除其身份认同的焦虑。他们将“五族共和”的概念可视化，粉饰日军的武装入侵。中共的机关理论刊物《前线》杂志就这一动机进行了清晰的阐述。在本次展览中，我们将这段历史与日本政府当时的官方公告——“又一次，满洲里与日本共同构筑了一个种族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国家”——共同展出。而其他日本本土出版的摄影画册则努力地激发本国国民对这座遥远殖民地的兴趣及亲切感。总之，以上的摄影画册，在展现了日本当年侵略行径的同时，本身也是侵略的一部分。
相对于日本，此时的中国缚于物资和人力资源等因素限制，出产的摄影画册质量较差。尽管如此，作为抵抗方反抗侵略者武装入侵的视觉与语言表达，这些中国画册值得被北京专治白癜风的医院哪家最好北京中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