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古玉珍赏

中国国家博物馆玉龙新石器时代后期红山文化年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塔拉出土高26厘米

玉龙由墨绿色的岫岩玉雕琢而成，周身光洁，头部长吻修目，鬣鬃飞扬，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新石器时代很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类似龙形的遗存，或为蚌塑，或为彩绘，或为雕塑。关于龙的原型，研究者们提出过各种假说，如蛇、鳄鱼、蜥蜴、鱼、鲵、马、牛、猪、鹿、熊、虎、蚕、蛴螬、松树、云、闪电等等。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和妇好墓出土的玉龙都显示，龙是一种巨头、有角、大口、曲身的神兽。新石器时代最符合这些特征的文物应属红山文化中的这种蜷体玉龙，安徽含山凌家滩、湖北天门肖家屋脊也都有类似的玉龙形象，它们有可能是龙的原始形态。关于龙的起源说法不一，有蜥蜴说，鳄鱼说，至于龙首则有来自马首、牛首或猪首之说。这件玉龙是中国已发现的时代较早的龙的形象之一，从其首部特征看，吻部较长，鼻部前突，并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2个并排的鼻孔，似有猪首特征。这件玉龙用黑绿色玉制成，琢磨精细，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

中国国家博物馆卷龙新石器时代后期红山文化辽宁朝阳牛河梁出土高7.2厘米、宽5.2厘米卷龙是红山文化标志玉器之一。龙身圆形，额头隆起，吻部前凸。除头顶的三角形大耳，大眼睛以及吻部的多道皱纹由比较简洁的线刻划外，光素无纹饰。首尾之间有横向窄缺口，或连或断，或为一道不明显的划纹。颈背部对穿一小孔，可穿系佩挂。在红山文化大墓中，卷龙多位于墓主的身躯上面，可能穿绳佩于胸前，应是当时的一种礼仪用玉和宗教用器。红山文化墓葬中往往有成批的玉器出土，这些玉器一般个体都较小，且有穿孔，被认为是佩饰，其中各种动物类的玉饰雕琢尤为精细，如玉龟、鱼形石坠、玉鸟、双龙首玉璜等。

中国国家博物馆勾云形玉佩红山文化（约公元前-前年）年辽宁凌源牛河梁出土

中国家博物馆兽面纹玉牌红山文化（约公元前年-前年）年辽宁凌源牛河梁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玉璧新石器良渚文化年浙江余杭钟介出土直径17.6厘米、孔径5.2厘米璧是良渚文化最有特征的玉器之一，在大墓中经常与琮、钺等构成固定的玉器组合。《尔雅●释器》载：“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这里的“肉”与“好”分别指代玉器的实体与中心孔。良渚文化的玉璧多为规整的圆形，中心孔径小于器体，在璧类器物中比较典型。除了礼器功能外，璧还是权力、财富和地位的象征。良渚文化的反山墓地，大墓内玉璧最多可达数十件，它们与其他玉器分置于墓主身上不同部位，玉器功能十分强化，显然形成了系统的使用制度。

中国国家博物馆玉串珠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年-前年）年山东泰安大汶口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璧新石器红山文化（约公元前年—前年）宽8.3厘米、高8.2厘米璧是中国传统玉礼器之一，多为圆形。红山文化除少量圆形璧外，还独有外廓和中心孔为圆角方形或四角为直角的方璧，一般中间厚，四周薄，通体素面无纹，边缘打磨如刃状。除中心大孔外，璧边缘通常还钻有1-3个小孔。

中国国家博物馆神面形佩新石器时期红山文化（约公元前年—前年）高11厘米、宽4.7厘米神面形玉佩是红山文化标志玉器之一。此玉佩双面均有纹饰。正中用粗阴线刻神面纹，内凹式圆眼，五组长齿，左右两端卷曲成勾云形角状，为神化了的兽面形式。顶部钻三孔。

中国国家博物馆三牙璧新石器时期龙山文化直径9.5厘米此器圆形，中部有大圆孔。身扁薄，中部弧状凸起，边缘磨薄近刃状。外缘凸出三个齿牙，三牙多同向，只有其中一个方向相背。牙璧以三牙居多，此外还可见到二牙、五牙等形态的实物。墓葬内多位于墓主胸部，当为佩饰一类的物品。

中国国家博物馆玉琮新石器时代后期良渚文化年征集出土高49.7厘米这件玉琮由墨玉制成，内圆外方，上大下小，中有穿孔，共19节，是目前国内所见最高的玉琮。玉琮四边的兽面纹已经高度符号化，近顶端阴刻有日月纹图案，器身局部残留有制作时的切割痕迹。玉琮是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最重要的一种礼器。典型的玉琮往往在四角雕刻兽面纹，在四边正中刻神人兽面纹。规整的造型、细腻的雕琢与威严的神像，使得玉琮具有一种庄重、神秘、肃穆之气。对玉琮用途的猜测目前不下20多种。一些学者认为，琮是一种沟通天地的法器，上大和内圆象征天，下小和外方象征地，外表的神人兽面纹象征当时巫术活动情况。这件玉琮阴刻的日月纹图案是大汶口文化大口陶尊上的代表性徽号，两个区域文化的象征性因素融为一体，最直观地体现了良渚文化与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年和年发掘的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发现了单纯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与受良渚文化影响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共存的现象，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两种文化的交流与冲突。

中国国家博物馆玉琮新石器时期良渚文化年浙江余杭钟介出土高5厘米、面长7.5厘米、射径7.7厘米、孔径6厘米琮是良渚文化最具特征的玉器之一，集宗教、装饰、仪礼和权力于一体，是礼器的核心。在良渚文化的大墓中，琮作为重要的随葬品与璧、钺等玉器成套组合。良渚文化琮分圆形或内圆外方形，单节或多节等不同形式。外部凸面上一般雕饰形态各异的对称兽形神面纹，刻划手法以阴线为主，辅以浅浮雕，呈现出立体纹、地纹和装饰纹于一体的“三层花”效果。纹饰以手工直接雕刻，细密规整。

玉琮局部一

玉琮局部二

玉琮局部三

商周玉器珍赏

中国国家博物馆玉簋商王武丁时期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盛食器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高12.5厘米、口径20.5厘米、壁厚1-1.6厘米此簋为绿色，平口方唇，腹部微鼓，圈足略外撇。同出土的还有一件白玉簋，侈口圆唇，下腹微鼓，圈足直矮。二件玉簋与琮、圭、璧、环、瑗、玦、盘等礼器共出件，以璜为数最多，共73件，环次之，共24件。这与《考工记》中记载的玉礼器基本相符，除璋外，已基本齐全。“礼玉”专指璧、琮、圭、璋、璜、琥这6种玉器，也可称为“六瑞”。妇好墓出土玉礼器，对研究周代玉礼器的渊源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国家博物馆玉刀商王武丁时期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人纹璜西周（前-前年）长10厘米、宽1.9厘米、厚0.5厘米璜是一种圆弧形玉器，目前所知最早的璜出土于浙江余姚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遗址。除用作日常佩饰外，璜具有重要的礼仪功用。《周礼》就将玉璜与玉琮、玉璧、玉圭、玉璋、玉琥称为“礼天地四方”的礼器。春秋战国时期，玉被赋予了很多文化内涵，《礼记●玉藻》云：“君子于玉比德焉。”王公贵族皆以佩玉为时尚。在考古发掘的墓葬中，玉璜多发现于人的胸腹部，往往是一组玉佩中的主要佩件。

中国国家博物馆串饰战国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长20厘米此器由大小不同的玛瑙珠、琉璃珠、玉珠、绿松石管、玉管及蚕形和蝉形玉饰穿缀而成，为墓主佩带之物。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虢国墓地内出土多件串饰，其特点是讲究不同组件之间的排列次序和不同材质之间的搭配与组合，突出色彩方面的对比，个体虽小巧，但与组玉佩一样都能达到彰显身份的目的。

中国国家博物馆玉佩西周中期年山西运城绛县倗伯夫人毕姬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玉佩西周中期年山西运城绛县倗伯夫人毕姬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组佩西周中期相关知识扩展了解：绛县麦田中发现古墓倗国年后横空出世

中国国家博物馆拱手玉人西周（约前11世纪）年河南省洛阳市东郊墓出土高7.3厘米、宽2.5厘米、厚1.3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凤冠人像与高冠凤鸟佩商王武丁时期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高12厘米、宽4.4厘米此器双面雕刻侧面人像，蹲踞状，昂首，头顶高耸边缘有脊齿的凤形羽冠。臣字大眼，长方形大耳，阔鼻，张口，颌略向前凸。手臂弯曲，握拳于胸前。足下有榫，有圆孔。周身饰勾云纹。《诗经●商颂》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载，玉人冠部形式与同墓出土的玉凤的装饰与造型完全相同，说明其已不是一般的玉人形象，应是人鸟合体的崇拜物。

中国国家博物馆高冠凤鸟佩商王武丁时期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长9.9厘米、宽2.7厘米、厚0.3厘米此器两件，形式基本相同，双面雕，纹饰一致。凤站立状，头顶高冠，冠刻勾云纹，边缘出脊齿。凤尾分双叉，粗腿带爪。形式古拙，体型粗壮，尤其是尾羽与粗足的配合，与同墓出土的玉鴞造型十分相近，不过凤首的长羽冠又与普通的玉鸟不同，显然被赋予了神话色彩。凤为商人崇拜的神鸟，玉凤佩应是商王室贵族佩带之物，用以祈求神灵的护佑。

中国国家博物馆弦纹琮商王武丁时期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高9.3厘米、射径4.7厘米、内孔径4.3厘米此器方形柱体，中心呈圆筒状，方柱四角两侧面均阴刻粗细不同的纵向弦纹，圆筒上下两端阴刻多道平行弦纹。商周时期的琮，基本保留新石器以来内圆外方的传统形制，但数量较少，并多为单节琮，器表多光素无纹，装饰简化，与同时期图案繁缛、造型复杂的玉器种类形成鲜明的反差，表明此时人们的审美取向和加工重点正在朝着新的趋势转变。墓主妇好是商第23王武丁的配偶，拥有较高军权，主持祭祀活动。其墓出土遗物余件，其中玉器达件。这些玉器除祭祀、仪仗用器外，主要是供玩赏的小型动物玉雕和装饰品，多为和田玉，也有少许岫岩玉和独山玉。玉雕显示了当时对玉料的选择、开料和琢磨技术已具相当水平，并进一步掌握了钻孔、细磨和抛光等工艺，是商代玉雕的代表。

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性玉人商后期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装饰品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高12.5厘米、肩宽4.4厘米、厚1厘米玉人为淡灰色，裸体，作站立状，一面为男性，一面为女性。这是一件浮雕式的人像，大概是表现出某种神像。商代玉雕花纹一般是先雕出极浅的“毛边”阴线，再沿浅线反复雕琢，直到线条流畅为止。在玉器上雕琢阳纹，特别是浅浮雕，难度较大，但从这件玉人上不难看出，商后期的玉雕艺人已达到了较高的技术水平。

中国国家博物馆玉龙商后期商王武丁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装饰品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高5.6厘米，长8.1厘米器玉质呈墨绿色，间有褐色沁斑。圆雕玉龙，龙首微昂，双角后伏，“臣”字状目，眼珠突起，鼻部微凸，张口露齿。龙身于右侧盘曲，尾尖内卷，两短足前屈，各有四趾。中脊饰扉棱，身、尾饰双线阴勾菱形纹、鳞纹，左足外侧饰云纹。此外，商代玉龙还有一种片状的蟠龙造型，首尾相对，与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中的玉龙相同。龙是商代造型艺术中最重要的母题，习见于青铜器、玉器、骨角器的装饰中，仅妇好墓即出土9件玉龙。而且在龙的刻画中，眼部多作“臣”字状，身、尾多饰鳞纹、菱形纹，中脊以扉棱表现。这些程式化的纹样，既反映了商代艺术的成熟，又是时人对于龙的诠释。

中国国家博物馆玉凤商后期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装饰品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长13.8厘米、宽3.2厘米、厚0.8厘米黄褐色，镂空雕刻。形状为侧首回身状，头似公鸡，头顶有齿脊状冠。圆眼，尖喙，胸部向外凸起，与尾连成弧线形。短翅长尾，尾翎分开两叉。爪卧胸下，背中间有一突，突中有一小圆孔，可佩带。翅膀上雕刻四条阳线以饰翎纹。造型优美，线条流畅，制作精细。在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及二里头文化玉石器雕刻中，也使用阳线表现主题，其中一种做法是将纹样周围的地面剔除，通过减地使其成为浅浮雕，此玉凤翅上雕琢的羽翎纹即是采用这一技法。而对于冠、翅、尾翎部位的虚实处理则反映出商代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镂空、钻孔技术。整器雕琢精细，光泽闪烁，显示了出色的抛光技术。此外，这件玉凤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中玉凤的造型、雕琢工艺极为相似。

中国国家博物馆石牛商王武丁时期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玉虎商王武丁时期（前-前年）年河南省安阳市妇好墓出土高3.1厘米、长14厘米、宽1.9厘米玉质为深绿色，上有黄色沁，立体圆雕呈虎形，作伏卧状。方形头，头顶双角后伏，“臣”字形眼，张口露齿，背呈弧形，中部下凹，臀部隆起，四肢前屈，尾长下垂，尾尖上卷。器身饰卷云纹，尾饰竹节纹。

玉琥在殷墟妇好墓中共出土8件，其中圆雕4件，片雕4件。《说文》：“琥，发兵瑞玉，为虎文。”古代文献把它与璧、琮、璜、圭、璋一起，列为“六瑞”之一。《周礼》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用玉与天地四方及鬼神沟通，使玉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此件玉琥造型生动，纹饰精美，既威严又活泼可爱，写实性强，器身上无孔，应为陈设器。

中国国家博物馆玉人战国（公元前年-前年）年湖北随县出土玉人呈黄褐色，圆雕。跪坐，腰左侧插一宽柄器。同出玉、石人物雕像和人头像共10余件。通过这些雕像可看出殷人服饰，一种为交领，窄口长袖，衣下缘至踝，腰束宽带，衣上有云纹。另一种为后领较高，长袖窄口，衣下缘至臀部，衣上有云纹。蔽厀多为长条形，有的中腰较窄，有的上窄下宽，都系于腹上，下缘垂至于膝。冠有圆箍状、圆箍前加一卷状饰，以及高冠或稍低的冠等多种形式。从中可以了解殷人的衣、冠和殷代不同阶层的人物形象。

中国国家博物馆玉人战国（公元前年-前年）年湖北随县出土

春秋战国时期部分玉器珍赏

中国国家博物馆战国螭食人纹佩长6.2、宽3.8、厚0.4厘米器片状，镂雕，两面纹饰相同，器表残存朱砂痕迹。中部雕刻一只蟠成圆环形的螭，背脊正中有宽带纹，内填饰阴线纹。螭拦腰咬住一裸人，并一爪抓臂，一爪抓腿，似乎正在将人吞噬。在螭的左右，分别镂雕一个人首蛇身的神人形象。在商代晚期的青铜器上有类似的虎食人形象，被食之人与本器相同，神态安祥，毫无惊惧和挣扎之状，应该与当时的宗教神话有关。

中国国家博物馆战国螭食人纹佩长6.2、宽3.8、厚0.4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战国双龙形佩年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出土长7.7、宽3.3、厚0.4厘米此器双面透雕，扁平璜形，由联体双龙和兽首纹组成。两端为龙首，回首相望，拱身联体。吻部与角分别向前后伸展，口部形成圆形镂空。兽首位于龙身拱起的空裆处，仰置，口抵龙腰，双角和頾须与龙身相连。此器作用相当于珩。

中国国家博物馆战国龙形佩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长10厘米，宽5.3厘米碧玉，半透明。龙有独角，上吻长于下吻；身下两足，前肢似由鳍演化而来，足以浅雕线条分趾，后足似鳍较小，肢足不分；尾分叉。龙体饰勾连云纹代表鳞，呈回首弓身状，这种造型是战国中期玉龙的常见姿态。

中国国家博物馆玉佩西周中期年山西运城绛县倗伯夫人毕姬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青玉龙形饰战国（公元前年-前年）年河南信阳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鎏金嵌玉镶琉璃银带钩战国魏（前－前年）年河南省辉县固围村五号墓出土长18.7厘米、宽4.9厘米带钩呈琵琶形。中部凸起，呈弧状，底部为银托。钩首为兽首，青玉雕刻，兽首用细线刻画出圆眼、长鼻和长嘴喙，喙两侧有数道横线纹。额头正中有一花蕾纹，上斜刻小方格纹，有角。面为包金组成的浮雕兽面，两侧盘绕两条夔龙，倒向勾端，合为一首。与两侧夔龙方向相反，又蟠绕着两只凤鸟纹。脊背正中，均匀嵌入三块白玉玦，玦面刻有卧蚕纹。前、后两玉玦的中心孔各嵌入一个琉璃珠。玉玦色呈青白色，刻纹较为精细。整个带钩把金属铸造工艺和琢玉工艺结合起来，堪称中国古代最华美的带钩。年至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辉县琉璃阁、固围村一带进行过三次发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一批战国时代的大墓及其附属的车马坑，此件制作精美的带钩就出于固围村5号墓中。当时的发掘者认为此墓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墓葬，长期以来学术界也持此观点。近年有学者提出疑问，指出此处墓地很可能是赵国墓地。

中国国家博物馆云兽纹青玉璜战国魏（前－前年）佩饰品－年河南省辉县固围村一号墓祭坑出土长20.5厘米，宽4.8厘米这件玉璜由七块和阗青白玉和两个鎏金青铜兽首衔接而成，中间五块玉以铜片穿连，青铜片从五块玉中穿出后，左右两端各装饰鎏金青铜兽首，两只兽首分别衔着透雕的椭圆形玉，青铜片与玉衔接吻合严密，至今毫无松动。这件玉璜集阴刻、浮雕、镂空、接榫、碾磨等多种工艺于一身，尤其用若干节玉片配合金属衔接，制作难度极大，代表了当时玉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璜是一种圆弧形玉器，目前所知最早的璜出土于浙江余姚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遗址。除用作日常佩饰外，璜具有重要的礼仪功用。《周礼》就将玉璜与玉琮、玉璧、玉圭、玉璋、玉琥称为“礼天地四方”的礼器。春秋战国时期，玉被赋予了很多文化内涵，《礼记?玉藻》云：“君子于玉比德焉。”王公贵族皆以佩玉为时尚。在考古发掘的墓葬中，玉璜多发现于人的胸腹部，往往是一组玉佩中的主要佩件。

云兽纹青玉璜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玉璧战国年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出土直径6.5厘米、孔径2.5厘米、厚0.5厘米环内外缘各有一周阴刻线，形成内外边廓。两线内雕琢谷纹，排列成行，错位相对。谷纹是谷物发芽的样子，也称蝌蚪纹、涡纹、卧蚕纹等，象征万物复苏和对丰收的盼望。谷纹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的玉器中，《周礼●典瑞》载：“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子”和“男”都是当时的爵位名称，表明贵族在一些重要礼仪场合经常手持谷纹玉器作为信物。

汉代玉器部分珍赏

中国国家博物馆西汉金镂玉柙殓服长厘米年河北省定县八角廊村40号汉墓出土在汉代，人们深信玉能使尸体不朽，一些贵族死后常穿上一种形似甲胄的王制殓服，这种玉衣用各种形状的玉片和金属丝编缀而成。西汉玉衣使用制度未留下明确记载，编缀玉衣的缕线质料的等级规定不明。已发现的西汉玉衣既有金缕、银缕或铜缕，还可以用丝缕。东汉玉衣使用制度明确，规定皇帝玉衣用金缕，诸侯王、列侯、贵人及公主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曹魏黄初三年(公元年)玉衣被禁用。这件金缕玉衣共用玉片，金丝克，墓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死于公元前55年。此墓曾在盗掘中被火烧过，这件玉衣是受过焚烧后的劫余之物，但色泽却更为缤纷。此玉柙分为头罩、脸盖、上衣前片和后片、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脚套等部分,共用玉片片,金丝约克,系分片连缀而成。玉柙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是著名的河北满城汉墓墓主刘胜的后代,死于公元前55年。玉柙，又称玉衣、玉匣，系全部用玉片制成，玉片之间用金丝、银丝、铜丝或丝缕编缀。由于编缀玉片的质料不同，所以将它们分别称为金缕玉柙、银缕玉柙、铜缕玉柙和丝缕玉柙，其中丝缕玉柙迄今仅出土于广东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中。西汉时期，玉柙初行，还没有根据死者生前地位的高低，确定严格的等级。东汉时期,玉柙明确分为金缕、银缕和铜缕三个等级,确立了分级使用的制度。根据这项制度,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柙,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柙，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柙。

西汉金镂玉柙局部一

西汉金镂玉柙局部二

中国国家博物馆玉面罩西汉（公元前年-公元8年）年江苏徐州房山汉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猪形握东汉（公元25年-年）玉握为死者手中握着的器物，玉葬器之一。古人认为死时不能空手而去，要握着财富和权力。新石器时代是以兽牙握在手中；商周时期，死者手中多握数枚贝币，因为古人认为贝是财富的象征。到了汉代，则在长条圆柱上加琢单线条，也就是汉代最常用的汉八刀雕法，雕成一只玉猪。因为猪是财富的象征，因此玉猪成为汉代最流行的玉握。另外还有以璜形玉器作为玉握的。

中国国家博物馆玉龙西汉（公元前年-公元8年）年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