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统筹刘婷婷文/孙玉洁刘婷婷高登科
第四篇
宿白
醉心于考古的学界泰斗
宿白先生是典型的考古人性格，一辈子倾心于考古，在考古学一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逾一甲子，如今已是考古学界泰斗，却始终淡泊、谦逊，低调行事，极少接受媒体采访。在年5月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宿白荣获首个“终身成就奖”，或许也只有“终身成就奖”能够概括宿白对于中国考古学做出的贡献。在知名考古学家徐光冀看来，宿白不仅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勤奋，而且长期从事田野工作。宿白先生是新中国考古人才的重要培育者，徐光冀评价：“毫不夸张地说，新中国的考古骨干，大多直接或间接是他的学生，他可说是‘桃李满天下’。”
考古学专业的开拓者
宿白年出生于沈阳，九·一八事变时正在读小学四年级，少年时代在日本人的殖民统治和教育下度过。年，宿白考入北京大学，年入学。尽管因日军侵华，北京大学的教学受到了很大影响，但仍尽力保持着过去的传统。抗战胜利后，由于局势的原因，宿白暂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恢复文科研究所后，当时的北大考古组主任向达在冯承钧先生的推荐下，将宿白请到了考古组，过上了上午考古组、下午图书馆的生活，直到年院系调整，才正式来到北大历史系。由于考古学的特殊要求，年开始，宿白开始进行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直到暮年身体情况不允许时，才离开了田野。
1.宿白（右二）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级同学在洛阳实习
2.宿白（后排右一）与翦伯赞、周一良、邓广铭、张政烺、苏秉琦等在北京大学临湖轩接待以原田淑人为团长的日本考古学协会中国视察团
3.宿白（前排居中）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级同学在云冈石窟实习
4.宿白（前排左五）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级同学在云冈石窟实习
据徐光冀介绍：“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创办全国第一个考古学专业，苏秉琦先生任教研室主任，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宿白先生任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各大学为筹办考古专业或为培养讲授《考古学通论》的教师，派人到北大考古专业进修。当时国家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为发掘抢救地下文物，急需这方面的人才，因此从年开始，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合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又称考古黄埔训练班），至年共毕业4届，培训学员余人。宿白先生是训练班的教学和行政管理负责人之一。”
北京大学从年开始有考古学的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说：“宿先生从年在北大参与创办考古专业，一开始就是考古专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目前很多知名的考古学家受教于宿先生，除了北大考古学院之外，还有考古黄埔训练班，全国的考古专业也多用北大的教材，所以说宿先生‘桃李满天下’一点都不夸张。比如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严文明先生、李伯谦先生，还包括创办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张忠培先生，社科院的徐苹芳先生。徐苹芳先生在年龄上与宿白先生相差不大，但是一辈子执弟子礼。”
白沙宋墓壁画
杭侃结合自己的求学经历，补充说：“从我个人而言，我本科时感兴趣的是新石器时代考古，但是分配工作的时候被分到河南省古代建筑研究所，当时主要研究的是地上建筑，我也由此系统地接触了佛教考古。当时有一个课题，是做河南省重要石窟的调查，我们的调查结果一般写成考古工作报告。考古工作报告很难深入，泛泛地写又没有太大意思，当时就想找一个老师求教。可以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斗胆’考了宿白先生的研究生，当时很多人考，最后我通过了。宿先生看了我写的一些佛教考古的文章，说我已经入门，然后指导我的学习计划。他又说不能只做佛教考古，然后又让我学了历史时期考古。”杭侃坦言，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在参加工作之后，受惠于宿白对他知识结构的指导，才领悟到宿先生的深意。杭侃说：“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面，对后续的学术研究非常重要。”
“融会贯通”的学者之风
对当下碎片化的时代尤为重要
对于宿白的治学和研究，杭侃说：“宿先生的学术成就，正如张忠培先生所说，宿白先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进一步说：“首先，宿白先生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他能够在学术上‘融会贯通’。‘融会贯通’说起来容易，但是能够真正做到，非常难。现在我们看到的学者，有人研究佛教考古、城址考古等，但是在从宿先生的角度看，都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之间是互通的。比如研究一个城市，城市是人们居住的地方，人死后墓葬也在城市中，因此城址考古与墓葬是有关系的，与手工业等人群也密切相关。宿先生的文章，比如佛教考古方面的，看起来很‘专’，但是宿先生的着眼点肯定在广泛的时间、空间中，而且是打通的关系。”在杭侃看来，老一辈学者留给我们的治学基本是融会贯通。他说：“现在我们的专业划分太细，没有一个广博的基础，很难真正地深入。如今知识碎片化很严重，融会贯通就愈发显得重要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
在为学方面，杭侃又表示：“宿先生的研究非常精深，这体现在他具体的研究上。实际上，宿先生的文章并不算太多，但是每一篇文章都是经典，每一篇文章都解决一个问题。再者，宿先生是一个非常‘求真’的人。随着考古新的发现，考古学者往往会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有所修整，可以说宿先生既是一个能够坚持自己观点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勇于修正自己观点的人。伴随考古新材料的不断涌现，我们的结论也会不断变化，宿先生这种‘求真’的精神非常难得。”
淡泊与谦逊是治学底色
宿白是我国考古学研究及教育的重要开拓者、集大成者，尤擅长汉唐考古、宋元考古和佛教考古，在杭侃看来，宿白能够获得如此大的学术成就，与其谦逊的为人、严谨的为学有着极大关系。杭侃说：“宿先生非常低调，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就算我们有心做一些宿先生的学术梳理工作，宿先生都会婉拒。他说：‘我就是一名教师，有什么好研究的？’老一辈学者都非常淡泊，如果要做学问一定要沉得住心。”
杭侃补充：“讲两件小事，一是宿先生很珍惜时间，但是对基层考古工作者的每一封信都会回。二是有些地方邀请宿先生去考察，宿先生决定去不去的标准就是看有没有考古新发现，如果没有新发现，他断然不会去的。宿先生是一个非常淡泊名利、甘于寂寞的人，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做出如此大的成就。”
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重点论述的西藏江孜白居寺
第五篇
罗哲文
古建保护的一代宗师
在刚刚落成并于9月11日对公众开放的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中，有一个名为“营造·中华——清华营造学科专题展”的展览很特殊。它展示了中国营造学社简史及学术成果，以及营造学社所绘制整理的古建筑资料和古建模型。
中国营造学社于年2月在北平创立，朱启钤为社长，梁思成、刘敦桢分别担任法式、文献组主任。年抗战胜利后，梁思成决定在清华创办建筑系，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这几位营造学社的成员也随梁思成从四川宜宾的李庄来到北京的清华大学。
年5月14日，罗哲文在北京去世，他的辞世是中国营造学社成员的集体谢幕，一个时代就此划上了句号。
一切缘于梁思成与营造学社
年出生于四川宜宾的罗哲文16岁那年考入营造学社，始于偶然，当时他面临的最重要的事是尽快找个活计开始挣钱。“我父亲那年在滇南馆的中学学业已经结束，正好当时（年）中国营造学社和同济大学都在宜宾招收学员。”北京的初秋时节，记者在位于什刹海的开明画院见到了罗哲文之子罗杨，他对记者讲述了罗哲文进入营造学社的过程与细节。
梁思成
辽代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梁思成手绘图
“我父亲是最后一个去考试的，梁思成先生问了我父亲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是你喜欢画画吗？父亲说喜欢。梁先生问那你会不会画？他如实答不会画。”在宜宾合江门码头的一个茶馆里，当时这个还名叫罗自福的少年初次见到了梁思成。“梁先生指着对面山坡上的塔说，你把这个塔画下来。父亲很认真的画了，梁先生当场就决定留下他。我们的老家在农村，父亲当天就去县城叔叔家卷了铺盖跟着梁先生到了李庄，成为营造学社的一名测绘职员。”那时的李庄，各路重要人等和文化精英汇聚，大家云集。“除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外，还有刘敦桢、傅斯年、王世襄、卢绳等，大家合住在一个农家院的配院里。当时的条件很艰苦，我父亲的住处不到四平方米，可就是在这营造学社取得了很辉煌的成就。”
1.罗哲文与郑孝燮在宁武县黄草梁古长城上考察
2.罗哲文在山西省宁武县考察
3.罗哲文在吴哥窟圣剑寺遗址考察摄影
4.罗哲文精通维修钟表
抗战胜利后，营造学社的成员一起回到清华。年营造学社解体，清华大学建筑系成立，这本身就是时代的延续与再发展。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设立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任命郑振铎为局长，清华大学建筑系原本就与文物事业相关，郑振铎又同梁思成很熟，理所当然地就向梁思成“要人”。于是，年底，26岁的罗哲文告别清华园来到文物局，职务是“业务秘书”。此后的60年，罗哲文一直在我国的文物系统工作，为文物保护特别是古建筑保护修缮和管理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从四川农村的放牛娃到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对罗哲文一生事业所起最重要影响的人就是梁思成。“20世纪60年代时我在上小学，一到礼拜天父亲就骑自行车带着我去清华看梁先生，每次来回3个多小时的路程。”罗杨回忆道，“父亲经常带很多图纸给梁先生汇报或请教，这样的印象很深刻。‘文革’时我父亲被打成‘分子’，在干校里属于重点审查改造对象，不能回家。70年代初我住在姥姥家，父亲有次忽然送信出来说发一份家里老人病危的电报，好让他能回家探望，得到允许之后父亲回家，放下东医院看望当时已病危的梁先生，想尽办法见了一面。”
长城、申遗与知识分子的先觉
年，林徽因曾安排罗哲文去探查长城，就此埋下了一颗“种子”，使罗哲文的毕生都与长城结下了不解之缘。罗哲文曾总结自己晚年参与的三件大事——完成长城申遗、推进大运河申遗进程、启动蜀道申遗。
罗哲文手绘组合式古塔
罗哲文是中国长城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提出开展“长城学”研究的建议，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父亲一直在做与长城有关的文物工作，这是他干了一辈子的事业。现在比较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建立起‘长城学’这样的独立研究学科，继承者也不多，在大学里是作为文化遗产学或古建学里的板块偶有人涉猎。其实有关长城的内涵非常多，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东西。”罗杨颇为遗憾地表示。
除长城的申遗之外，众所周知，年罗哲文同郑孝燮、侯仁之、阳含熙3位政协委员联名向全国政协会议送交提案，呼吁中国加入联合国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从那时起我国保护文化遗产的工作蓬勃兴起。年，罗哲文与郑孝燮、朱炳仁三人首次联名向京杭大运河沿岸18个城市的市长发出书面呼吁：加快运河申遗工作进程。年，国家文物局也把它列入申报世界遗产的预备名单，并把大运河申遗的日程定位年。“父亲生前一直提议大运河的申遗，但遗憾的是直到去世之后才申遗成功。”罗杨说道。
罗哲文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文物事业发展的亲历者与见证者。罗杨说：“保护古迹的工作，很多时候有关时代的进步及人的思想理念意识。”学者王军曾著书《城记》以记载北京城的拆迁之痛，梁思成与陈占祥早年的“梁陈方案”在如今日渐拥挤的北京城虽被证实合理但也只成为被荒废的历史片段。
罗哲文手绘明代长城及古牌坊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对文物古迹是有感情和保护心理的。”罗杨对记者说，“我听父亲说过，他是百分百支持梁思成先生的方案。文物是不能重建及恢复的，如果当时不拆北京旧城，那现在的北京就是全世界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但在当时的情境下，没有人能够扭转政治立场。而且我们不能拿现在的眼光去评价当时的状况。‘文革’前我们的思想就是‘砸烂一个旧世界，重建一个新中国’。这也是时代特色，很多问题没办法强求。但是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要有文化自觉及文化先觉，要能够做到审时度势、明察秋毫看出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鉴往知来揆情度理看到未来。”
父亲给我的理念是“做专业”
在罗哲文的言传身教下，罗杨自小学习书法和绘画，他现在的身份之一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很大一部分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父亲给我的理念是做专业，他希望我未来也跟他一样走建筑这条路，希望我学美术，考清华的建筑系，因此自小就让我画建筑图纸，用鸭嘴笔写仿宋字，也临摹魏碑。后来因为我‘出身不好’，中学上的技校，‘文革’之后先做了工人，之后考进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系，毕业后进了文物出版社摄影室工作，再后来调任至文化部。”
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罗杨
罗杨介绍：“曾有学者认为我父亲最早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当时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个概念，但他指出古建筑既要保证其‘有形’，又要保证其‘有魂’，这个魂就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提出的文化遗产概念没有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部分，只是划分为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这里的文化遗产就是我们说的物质文化遗产，但我认为应该将物质与非物质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文化遗产。”
“非遗很多时候是依附于物质文化遗产的。”罗杨说：“年之后提出了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概念，文化部后来也开展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我现在的精力主要都投入在非遗这部分，做了大量传统古村落的保护和立档调查，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非遗确实是与物质文化遗产有机结合的。以古村落保护为例，首先要将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下来，然后要保护无形的非遗部分，因为这些会消失得更快，比如一些民风民俗。有人说你父亲一生都在做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而你是一直在做非遗工作，这可能是巧合也是必然吧。”
第六篇
刘东瑞
欲成『专科大夫』，先从『全科急诊大夫』做起
还未见其人，曾刊登在某杂志上的一张照片令记者印象深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原秘书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刘东瑞慈眉善目地坐在以中式大柜为背景的椅子上，怀里抱着一只慵懒的大白猫。身后一只硕大的青瓷花瓶里插着各色芍药；身旁是码放整齐的一摞摞书籍。某日来到刘老先生家中，更是令人惊叹：整个屋子以中式家具为主，除了书籍，就是各式书房陈设品。
自幼受家庭影响，加之父亲长期在启功、史树青、朱家溍、王世襄、耿宝昌等大家的指点下走上学术之路，这对刘明杉进入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从事古代物质文化史研究有一定启示和引导作用。她所在的部门——文化史研究室的开创者，就是曾与刘老先生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共过事的著名古代服饰专家沈从文。
从博物馆“打零杂儿”成长为专家的父亲
年出生的刘东瑞，成长于“青春万岁”的时代，那时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缺乏建设人才，于是他像《青春万岁》里的那个团支书郑波一样，还未高中毕业，就在组织的召唤下，提前参加了工作。时值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刚刚落成，急需讲解员，而当时历史专业的大学生不多，于是就从北京各区选拔出60多名年轻学生进行培训，提前工作，原本要被保送到国际关系学院的他成为其中一员。之前有媒体称其人生轨迹是“从讲解员到秘书长”，不过其实刘老并没怎么“正儿八经地做过讲解员”，用他的话说，更多的是“打零杂儿”——除参加“社教”运动外，还到山西搞大寨展览，后来又搞“学雷锋展览”“学大庆展览”等等，主要负责写展览解说词、版面说明、写简报；此外，当时不过二十出头的他，还曾带着介绍信去石家庄旧军火库，为单位征集到20世纪30年代北伐军用过的汉阳兵工厂所造过山炮、光绪二十九年造大铜炮以及一箱毛瑟枪。然后租了一个车皮，将文物押送回京。如今，这些文物仍然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年，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基础上组建）“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展中的重要展品。
1.年启功（中）、刘东瑞（左）在蓬莱阁宾馆
2.启功先生鉴定书画刘东瑞（左）启功（右）
3.刘明杉与启功先生合影
年，他参与编写《中国古代度量衡图录》，见证了这位成长迅速的中年学者刻苦钻研、独立思考及不盲从权威的魄力。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中国编写一部中国度量衡史，接受任务的单位是国家计量局，但由于自身古代实物及相关研究人员匮乏，只能向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寻求帮助。
在《中国古代度量衡图录》中，刘东瑞负责“衡”的部分。在历史博物馆的文物一级品库里，他发现了一件似尺非尺的器具，上有一孔及刻度。由于用途未明，自年从上海征集来后，一直被闲置。经过多方考证，他决定申请脱锈之后再做研究。该器经过一周的弱酸浸泡，正面显出贯穿上下的十等分刻线，中部刻有尖端向下的夹角，背面中部和一端各横刻“王”字。他判断这应该是原始的秤。于是，发表了《论战国时期的不等臂秤——“王”铜衡》一文，受到包括史树青、李学勤等专家的一致认可。而对另一件文物——王莽时期铜卡尺的考证，则在当时引发了争议。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该物无绿锈、有火烧痕。但刘东瑞认为，青铜文物分为“生坑”和“熟坑”，具体什么时候出土的、遭遇过何种波折都一无所知，没有绿锈也不足以证明就是赝品。虽然这件物品最终没有被正式收入书中，但在该图录的前言里，与其相关的内容引发了很多业内人士的白癜风医院白癜风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