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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文选自《书画世界》杂志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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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于璐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者按：年，安徽美术出版社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袂推出《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本刊从年第一期开始，陆续刊登了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法帖的部分内容，受到读者的欢迎。现前三辑已介绍完毕，从年第八期开始，本刊继续刊登该书系第四辑和第五辑的内容，希望广大读者能喜欢并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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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博馆藏《独孤信墓志》
及其概况
墓志最早出现在秦汉时期，发展于魏晋，早期形制各异，至北魏时期墓志的形制逐渐固定为方形。墓志是中国墓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砖质和石质两种材料制成。秦汉以来，低等级墓葬多在墓中放置砖志，中高等级墓葬多在墓中放置石志。石质墓志多以“合”的形式出现，上合为志盖，下合为志身。通常情况下，墓志盖上篆刻墓主的祖籍、官职、姓氏等基本信息，志身主要为描写墓主人生平事迹的墓志铭。墓志铭分为“志文”与“铭文”两部分：前者主要刻有墓主生前的名号、桑梓、官爵、言行以及生平事迹，通常为散文；后者则重在总括全篇，起悼念、赞颂之作用，为死者盖棺定论，以韵文撰写。
安美版《中华宝典——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法帖书系
（第五辑）·独孤信墓志（北周刻石）》封面
年《独孤信墓志》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底张湾，出土时已无志盖。年，《独孤信墓志》由陕西省博物馆划拨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墓志志石长41厘米，宽41厘米，厚7.4厘米。志文凡16行，共计字。墓志中具体记述了独孤信的名号、家世、籍贯、生卒年、下葬时间、下葬地点、夫人及三个儿子的名号等。
《周书》卷十六、《北史》卷六十一均有独孤信传记。按传世文献所载，他历仕北魏、西魏、北周三朝，为北周太祖宇文泰、北周闵帝宇文觉立过赫赫功勋，先后担任过秦州刺史、尚书令、太保、大宗伯等要职，获封为卫国公，食邑万户。北周闵帝元年（）二月，“八位柱国大将军”之一的“楚国公”赵贵谋杀权臣宇文护不成，反被诛杀。此事株连到独孤信，因其为宿望老臣，宇文护并未立即将其杀害，而是在不久后逼其在府中自尽。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独孤信墓志》（北周刻石）原石
除《独孤信墓志》外，墓中还发现了其他与独孤信相关的出土文物。除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底张湾、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独孤信墓志》之外，还有年出土于陕西省旬阳县的“西魏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印”。年11月的一天，旬阳县的一名中学生在放学路上拾到一块与众不同的石头，后经文物部门鉴定为稀世的珍宝。此即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印。印章高4.5厘米，宽4.35厘米，呈球体，共有八条棱和26个面。在26面之中，有18个面为正方形，余皆三角形面。在18个正方形面中，其中的14个上面刻有“臣信上疏”“臣信上表”“大都督印”“柱国之印”“密”“令”“信白笺”“独孤信白书”等楷书印文，字迹遒劲挺拔。此印并不符合西魏的官印制度，故此印应为独孤信的赏玩之物，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这枚西魏时期的独孤信赏玩印章，与刻于北周时期的《独孤信墓志》，可反映出独孤信在不同时期的生平事迹，皆可补传世文献之不足。
传世文献中的独孤信
因独孤信身涉“谋逆”之罪，丧葬甚简，故其墓志铭尤为简略，与其北魏、西魏、北周三朝宿将，八柱国大将军之一的显赫身份极为不符。为此，我们需要从《周书》《北史》《通志》等传世文献入手，才能更全面地回顾其生平。
独孤信，本名独孤如愿，出身于鲜卑化的匈奴家庭。“独孤氏”是北朝乃至隋唐时期最重要的姓氏之一。按南宋郑樵所著《通志》：“本姓刘氏，北蕃右贤王之后。其先尚公主，因从母姓刘氏。后汉度辽将军刘进伯，击匈奴，兵败被执，囚之孤山下，生尸利。单于以为谷蠡王，号独孤部。”[1]据传世文献《周书·独孤信传》记载，独孤信之祖独孤俟尼“以良家子自云中镇武川，因家焉。父库者，为领民酋长，少雄豪有节义，北州咸敬服之”。简而言之，独孤信的祖父独孤俟尼曾以良家子弟的身份镇守武川，此后便在此安家落户，繁衍生息。待传至独孤信之父独孤库者，则系云中地区的领民酋长，豪气干云，侠义冲天，故北州咸敬服之。在其父熏陶之下，少年时期的独孤信即善于骑射，侠肝义胆。
北魏正光五年（），声势浩大的“六镇起义”在北方全面爆发。为避战火，独孤信遂避难中山，却被乱世枭雄葛荣收为爱将；“服章有殊于众，军中号为独孤郎”。至北魏武泰元年（）八月，葛荣率部号称百万之众，兵围邺城；次月，并州集团的尔朱荣亲领七千精兵驰援邺城，击溃起义军，生擒葛荣。对于年少的独孤信，尔朱荣亦格外青睐，任命他为别将，随军征讨韩娄。独孤信一马当先，以一当百，战胜渔阳王袁肆周，可谓智勇双全，发挥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开始崭露头角，战后获封员外散骑侍郎。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独孤信墓志》（北周刻石）原石
北魏永安二年（），北魏宗室北海王元颢在南朝梁白马将军陈庆之的护送之下占领洛阳，登基继位，改元“建武”。尔朱荣闻讯，纠集百万之众，任命独孤信为先锋南攻洛阳，一举击败元颢之兵，被封为“安南将军”，赐爵爰德县侯。独孤信凭借军功逐步提升地位，也为日后独孤氏家族的兴旺发达奠定了基础。北魏永熙年间，魏孝武帝征召独孤信入朝为官，“雅相委任”。北魏永熙三年（）秋七月，孝武帝已无法忍受大丞相高欢的威压，遂率领宗王及心腹将领西入长安投奔宇文泰。此时的独孤信毅然决然跟随孝武帝西狩关中，将父母、妻子与长子独孤罗留在洛阳。以至于在《独孤信墓志》当中，其长子（长息）被误记为“独孤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独孤罗长期“为高氏所囚”[2]，直至父亲身故撰写墓志铭之时，亦不得脱；同时，对于他这段被囚禁的经历，独孤善、独孤震等几个弟弟甚为不耻，故在墓志之上，取而代之。
独孤信至西魏之后，被宇文泰委任为陇右十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墓志记为雍州刺史）。宇文泰薨逝之后，其子宇文觉在堂兄宇文护等人的拥戴下，黄袍加身，取西魏而立北周。作为北周的开国君主，孝闵帝年仅15岁，朝政悉数交由宇文护裁决，后者亦专权跋扈，引起群臣不满。曾经与宇文泰并列“西魏八柱国”的赵贵尤为不满，便联络其他几位柱国大将军，欲讨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宇文护。赵贵就此事与独孤信商议。独孤信深以为然，但劝他从长计议。岂料此事被宇文护闻知，将除独孤信之外所有涉及此事之人满门抄斩。但因独孤信名望素重，仅免其官爵。然一个月后，55岁的独孤信被赐毒酒，自尽而亡，谥号为“戾”，称“河内戾公”。“戾”乃恶谥，旧以不悔前过曰“戾”。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独孤信墓志》刻石拓片
独孤信膝下有七女，其中的三位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长女嫁给了北周明帝宇文毓，是为北周明敬皇后；四女嫁给了唐世祖李昞为妻，也就是日后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元贞皇后；七女在史籍上留下了名字——独孤伽罗，嫁与隋文帝杨坚，即隋文献皇后，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独孤皇后。从这一点可知，独孤信颇有识人之明。按《隋书·高祖本纪》《隋书·后妃传》等篇所载：独孤信的七女婿杨坚，是随国公杨忠之子，面有富贵之相：“所从来甚异”，“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3]。杨坚年方十四岁时，独孤信见其“有奇表”，不似凡人，料定此子日后必成大器，“故以后（独孤信第七女）妻焉”[4]，将最心爱的小女儿独孤伽罗嫁给他。不仅小女婿杨坚了得，大女婿、四女婿同样都是一世人杰。独孤信的大女婿——北周明帝宇文毓不仅博览群书，留下了《和王褒咏摘花》《过旧宫》等诗篇，更兼武功斐然，亲自带兵击退过吐谷浑的入侵。而独孤信的四女婿李昞，则是北周阵营的一员悍将，在北方周齐争霸的战火中多次捍卫了家国，被加封为“柱国大将军”。从独孤信选婿就可以发现，他不仅善于治国理政，驰骋疆场，更兼具慧眼识人的本领。是故，独孤信一人而为三代外戚，“贵戚之盛，莫与为比”[4]，这在历史上甚为少见。
三、在前人研究成果之上，
对墓志与传世文
献进行校勘然而，通过传世文献梳理所得的独孤信生平，是否真实可信呢？按照王国维先生倡导的“二重证据法”，需要将传世文献与出土物相互印证，方可窥见文献真伪。墓志志文中涉及独孤信生平的内容甚少，仅占到全部志文的三分之一左右。尽管如此，志文仍可起到证史、补史之作用。笔者尝试将国博馆藏《独孤信墓志》与传世文献进行比证，发现了若干差异，并尝试参考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予以说明。
第一，按墓志记载，独孤信曾经官拜“雍州刺史”，而在《周书》《北史》等传世文献中，其官职均作“秦州刺史”，当以墓志为是。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独孤信墓志》刻石拓片局部一
第二，按墓志记载，独孤信的桑梓为“河南洛阳”，史书中则写作“云中”。关于其桑梓何处，始终是学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