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吉木曰

新年到帝都出差是一件很爽的事儿，更没想到一呆就是十天左右，到了周末立马给自己干不了活儿找了借口，并暗示自己：只能按老规矩到京城各地各种浪浪的欢儿、爽爽的玩儿，想想自己也挺没有出息的。本来打算再去颐和园或者圆明园瞅瞅，此两处盛景虽去过多次，然冬日的皇家山水园林想必别有型姿，丰韵更俏，至今还未能一睹冬日芳华、一亲寒媚楚楚，确实应该去试试。常想，自己个土包子还须要把这种物化的文明印记、高级审美情趣融入到自己的血液和骨髓中，使得自己肤浅的智识能短暂摆脱庸俗羁绊，使自己无聊的生命有点可以玩味儿的涟漪。

碰巧啦，同事琪姐也到北京公干，看到我1月6日（星期六）去雍和宫后发的长篇朋友圈后就私信我，问我去过国家博物馆没有？我说，没有啊，要不一块去！我俩一拍即合，自己也打消了去颐和园、圆明园的念头。1月7日（星期天）清晨，带着耳机听着“让我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走在北四环朔风凛冽的街道上赶往西土城地铁站，耳畔那重音鼓点和悠扬大提琴让人觉得世界很孤单也很萧条，走进地铁站没有太多人等车，没有曾经拥抱在一起的情侣和一双双年轻的热烈地期待眼神，也许是周末吧不少人还在梦乡，也许首都功能的新发挥吧，也许地铁之下还有另一个未知世界吧。进入车厢，人不多，两站之后就有了座位，还是习惯性地爱观察地铁上倦容不堪的人们：特佩服北京地铁上的哥们儿、姐妹儿，前一秒还是蜷缩鼾睡，后一秒听到报站声立马鸡血般起身溜出车厢——毫无违和感，空荡的地铁甬道中他们潇洒的甩着长发、抖着风衣，飞奔于视野之外，虽然我与他们近在咫尺，但是感受得到相互之间生命的距离特别遥远、特别空冷……刚到北京时发现此种现象惊得我以为是在飙戏，而后来却见怪不怪，说白了就是人们在首都生存有着无限适应性，在首都活着看似压抑，说不定本质上是一种自由，是一种浪荡，是一种放逐，毕竟远离他们过去生活之轨迹、远离家人之唠叨、远离熟人之虚情、远离爆棚理想破灭之沮丧，远离他们曾经的自己。

两次安检之后，走进了无比巍峨壮阔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博物馆），我在领票处等琪姐的到来，约好的九点半汇合她准时到达，相互一笑而信然。我喜欢和守约准时的人交往，双方都有一种被尊重的价值提升感，人与人之间既复杂又简单，既疏离又密切，往往是感知行为与信念的相似性而结伴同行，独立而互赏，君子淡交而弥久。我俩进去后才发现，真的是一座宏伟建筑、庞大得有些可怕，成千上万人鱼贯涌入，像撒胡椒面一样变成浩大空间之下的“小蚂蚁”。

此刻，不得不觉得北京搞建筑有些盲从于超级巨型化，这样搞法真的方便、经济、妥当吗？！去年参观人民大会堂也是走断了腿仍有不少会议厅没看成，去故宫博物院也只是目不暇接观看了部分开放的庭院，身心俱疲。我们左右瞄了下东西两部大型展区，大致觉得看完中国国家博物馆全部展厅、得劲儿看亦需要两个整天，否则就只能浅尝辄止、跑马观花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馆可谓国博馆藏国宝之精华，该馆位于地下一层，先从远古看起，有些新石器时代的古人模型和居住场景再现，再往里走就可以看到展出的古人制陶器的景象，其中以仰韶文化和马家堡文化为主，其中鹰形陶鼎样子很可爱，萌态可掬；涡纹四系彩陶罐造型大气古朴，古人审美似有了初始。我观察到，从这两件国宝的出土时间可以发现，鹰形陶鼎是年出土于陕西华县太平庄；涡纹四系彩陶罐是年甘肃永靖坪征集，也就是说两件宝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出土的宝贝，那么中国瑰宝在建国之前的在哪里？值得深思，值得反思，据说大量更有价值的国宝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法国卢浮宫、在大英博物馆、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显然，就涉及到中国文物流失的国家追讨问题，中国文物管理制度改革问题，中国国家文明记载的体制构建问题，我想当政者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需要在文明重构上下硬功夫、出大力气，而不是修几座大而无当的博物馆、复制几样平庸无奇的假“古董”。

再来说说文明研究的精细化和专业化以及可能的学术国际化，国博对鹰形陶鼎的介绍为“仰韶文化（约公元前年-前年）”的代表器物，那么仰韶文化断代的依据是什么，就凭出土的几件陶器、几件金玉器够吗？跨度这么大，有没有与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重叠？重叠后怎么解释文化的地域性、独特性和融合性？有没有经过严格的物理碳-14年代测定法去测定相关物件的年代，以及所代表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同时有无第一手历史文献记载，有无其他历史文物的佐证？据我所知，那时候还未形成可读性文字或表意性图案，那么器物上的图案又早于甲骨文时代，如何解释相关图案的意义和内容，依据又是什么？我猜是没有的，因此得出如此宽泛、大而化之的结论，粗鄙不堪，其文明传承价值有多大，其学术水准如何，恐怕相关研究成果拿到国际上去不要闹笑话或成笑柄就不错了。

另外，所谓公元前年的仰韶文化，那么中华文明岂不是又要拉长到年文明史，与我们历史课本上标榜的五千年文明古国，不是又矛盾了么。很多历史东西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绝不能是臆造的），中国人需要沉下心来踏踏实实搞自己的历史研究，历史学上的一些定论或论断还是延续民国时候历史学家根据西方学术思维和标准作出的一些基本判断，那么当代史学者该如何自处？！在我看来，陶器时代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文明，因为它仅仅是智人刚刚脱离动物性的开始，其生存方式还处于蒙昧与野蛮阶段。接下来，我们靠近青铜时代的展品，器物之精美让人觉得不是文明的开始，而好似文明之繁盛，例如造型优雅纤瘦的青铜爵、端庄挺拔的妇好青铜尊、饱满精致的青铜瓿、丰阔妖娆的青铜罍，真可谓一入青铜之境而观古今中华之美学巅峰，啧啧称奇古人为什么在商周时期就能把青铜器物设计得如此美轮美奂，细节处理得如此高贵细腻，愁思于他们美学源头在哪里、叹服于他们审美内涵之如何产生，莫不是有外星人帮忙！？哈哈哈。有时候觉得今人之审美，不是对过去的超越，而是对先祖之猥亵，如此丑陋的建筑或器物甚至堂而皇之的摆在那些公众场合、那些所谓博物馆之中，糟践的是谁，侮辱的是什么，其实不言自明。固执地认为，青铜时代才是中华民族文明的真正起始，毕竟商周时期的历史事实可以查探，可以有文物证据和史料证据的双重印证，不是那么虚幻、不是那么诡异、不是那么缥缈无踪。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青铜器成为那个时期的主要文物，同时各地青铜器出现了不同风格的变化，有的走可爱路线，比如商王武丁时期的“后母辛”青铜觥；有的走大气路线的“后母戊”大方鼎，有的走夸张路线青铜面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造型浮夸、线条明朗、人神同构、其西南地域特征的青铜器让人耳目一新，别具风范。既然说到了“后母戊”大方鼎，那么必须要说到中国研究古代历史的基本工具——甲骨文和金文，可以说是现代人解码古文明的唯一“钥匙”。

记得小时候的初中语文课本上记载的商代青铜器代表称之为“司母戊”大方鼎，而今历史学家认为原来认知错误，把“后”字识别为“司”字是不正确的，现在予以纠正。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重要问题：甲骨文和金文如何确定它的字义，谁说了算的问题，也就是汉字演变考察的依据是什么？虽然19世纪末开始发现甲骨文，到20世纪初的开始研究甲骨文，以及所谓“甲骨四堂”，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他们的识别依据又是什么？我斗胆猜测，就一个字：猜，然后再占山为王，把某个字确定为通用意义再经学术著作固定下来，然后参考金文的写法或造型加以修正，后来人只能认可该字就是某字，以致于达到占山为王、舍我其谁的文坛霸主地位，嘻嘻嘻。继续回到前面我们谈及中华文明史的起始问题，夏朝出土文物极少，《史记》和《尚书》记载夏朝的内容没有客观文物证据支撑，同时甲骨文主要是商周时代的文字记录工具，那么夏朝历史完全可以说是人工臆造的历史嘛，毕竟夏朝及以前的历史都是道听途说的传闻证据嘛，当时又无文字记载，即使有记载也无人认识嘛，也说明其历史客观真相之不明确嘛。另，为什么几乎没有夏朝出土文物？我们是不是要再次反思呢，如果存在夏朝墓地，不可能不被发现啊，我猜测夏朝基本史实是春秋时期和西汉董仲舒时期杜撰的历史。

猜测的依据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史记》和《尚书》、《礼记》记载内容资料来源，即使到现在通过考古发掘都没有找到直接证据；第二，写作此类书的作者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可能需要完成某种政治目的，《尚书》、《礼记》据传是孔子所作（我猜是孔子弟子托伪所作），那么要满足孔子的理论主张或儒家的精神体系建设而需要夏朝历史的杜撰（尧舜禹之故事，明显是儒家政治意图嘛），司马迁所作《史记》而记录汉代以前的史料恐怕也是不足够的，并且《史记》本身也不是官修国史，同时司马式难保不在著作中夹带“私货”（尧舜禹之故事再编，也是儒家思想嘛，尤喜颂古而讽汉、扬三皇而劝武帝）；第三，后学之人仍然有史学研究方面的的“路径依赖”，在没有发现直接推翻《史记》记载夏朝内容的证据前，也不好僭越与篡夺。

那么，夏朝的真实情况是如何呢？我猜测夏朝前期仍然是部落状态，甚至连原始宗教都未形成，因此殡葬过程是潦草的随意的，或者未有正式殡葬礼仪（未安葬当然找不到遗迹），也可能夏朝前期的几个主要部落还处于洞穴或简单村落的居住状态（也未形成遗迹的物理基础），没有可保留的实体居住场所，那么未有固定形式的殡葬风俗就导致夏朝的文物遗迹无法保存，当然也就不可能发掘到任何有价值的夏朝文物。另一方面，夏朝前期未形成正式有效记录的文字，就更不可能保存文明形态的记录文本，故而本人坚信中华文明起始于夏末商初，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区间可以确定为：约公元前年至今大约年的文明史。也就是说，夏末之前不能称中华没有史，但至少难以成立严格学术意义上的文明史，大致可以描述为蛮荒史、野性史、族群史，是原始社会形态的末期。在国博，我发现青铜器内铭文（金文）记载事项与《周礼》、《左传》等典籍有关记载事项可以相互印证的器物是：“颂”青铜壶，即西周晚期的精巧青铜器，那么再次说明周朝的金文或铭文才是靠谱的文明记载工具，它们的存在使得考古学和史学科学的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国古代文明有了可以查证的依据。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造型发生了巨变，工艺水平和艺术水准出现了下降趋势，这让我感到奇怪，比如“蔡候申”青铜方壶、“齐侯子行”青铜匜。我想，这与周天子衰落有关，“国家”级制青铜器的大师流散，“国家”级制青铜器的财力消失，诸侯们制作青铜器恐怕有简化之可能，同时它的使用正受到铁器的冲击。

国博古代馆秦以后各朝代展品类型开始丰富起来，陶器、瓷器、金器、银器、工具等大量展示出来，秦代的兵马俑和铜车马仍然体现着高超的陶器烧制工艺、金属铸造技艺也完美展示着秦人强健的审美偏好。到了汉代展品，印象极为深刻的为金缕玉柙（匣），该文物载明：玉匣又叫玉衣，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所使用的殓服。它是根据身份的不同，将玉片用金缕、银缕和丝缕缀合而成。该件玉衣的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卒于公元前55年。现在看到这件金缕玉柙，制作之精美，保存之完好，绝对算是稀世珍品啊。让我联想到埃及木乃伊及其黄金面具和黄金全身包裹，该金缕玉柙的整体造型与工艺精度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说明古人（中外）对于死亡观念的相近性，都觉得死后要需笼罩在财富和金玉之中，体现死亡后的规则与等级。

接着我们又参观端详了两汉时期的玉器，比如西汉时期的“谷纹玉璧”、年出土于河北望都的东汉时期的“彩绘描金鸟兽云气纹玉枕”，这两件宝贝玉面光滑温润，玉中纹路优雅，透明度不高但似有灵光，可以想见两汉时期玉器的选料、加工、构型的出色，以及玉器使用者的讲究与排场，尽管可能耗费不少民脂民膏，但是此类皇家物件的艺术水准还是不容置疑的。顺便提一句，汉代仍然有不少青铜器，由于青铜器金属成分的变化锈蚀情况反而比商周时代要更严重，而其造型还是精密度、精美度，与商周都不是一个层级，比较乏善可陈。东汉后期到唐末，国博中展品呈现出两个特点：其一，外来宗教进入中原大地，特别是佛教开始兴盛起来，宗教意象的物件渐渐增多；其二，艺术形式多元化，书法、绘画开始展现出古人别具一格的风貌。佛教壁画、怀素书法、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之画像等体现了多民族融合的趋势，多种艺术表现手法的娴熟应用，使得我们艺术体系不断丰茂起来，为后世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艺术瑰宝。一扫看过去，我发现多数藏品数量不多，质量也不如故宫博物院，再具体看看藏品的发现年代，仍然是建国后出土或者改革开放后华侨、华人从海外购回，也就是说大量国宝不是在台湾就是在欧美强盗手里，让我这个二愣子有些气愤，国弱被欺的印象再次浮现。

元明清时期的展品不少是瓷器，算是耳熟能详，略知一二的物件儿，但是老实说我不太感冒，也不觉得十分牛逼，特别是元代青花瓷颜色显得暗淡，色调显得郁沉，造型也似乎四平八稳，无惊艳之感、无庸俗之媚，也就是不过如此罢了。但是我看到了原来历史教科书上的几幅人物肖像画：王安石画像、成吉思汗画像、忽必烈画像，这类画像表情呆滞让人觉得缺点儿什么，另一方面中国画没有立体感，没有透视效果，没有走进画中，没有走出画来的动态感与真切感，实话实说美感确实不足也提不起我多少兴趣。走到“明太祖真像”面前，我十分严肃地忍住了0.5秒钟就噗呲笑出声来，这也算真像？朱元璋戴着小鹿角的黑色帽子，耳朵倒是齐肩的肥大，孙猴子似的“地包天、兜齿”模样，也许人没到、下巴先到半年，眼睛和眉毛从鼻梁中心向上斜拉，身上穿着暗红色大袍子，其长相确实太捉急、太恼火了，我想当时的画像师就不能讲点点儿政治啊，美化一二嘛，要不怎么也搞个“美图秀秀”弄下啊！

寻思：老朱本人莫非还很满意不成，会不会本人比这画像更丑啊，哎呀妈哟，还好我不在明朝生活啊，东厂西厂再加锦衣卫，这样妄议，会不会分分钟被咔嚓啊……走进清朝两位雄主的画像面前，感觉绘画技艺水平高了不少，莫非是西洋画技法已经进入中国？郎世宁这位著名宫廷画师有了长足进步？不管怎么说，两幅三米高作用的肖像画还是很不错的，突然听到旁边两位估摸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们的对话，“这画画的是谁啊，玄烨（她们都念“华”）是乾隆，就是长得瘦了点儿；这个弘历是哪个皇帝啊？努尔哈赤吧，挺白嫩的，这么小都当皇帝啊……”我差点笑喷饭，心里鄙视道：也不知道怎么看的清宫剧，阎崇年恐怕也要哭昏在厕所，哎~我仔细一看，原来该两幅巨型肖像画下面介绍未留下两位皇帝的年号，而是记载的本名，就弄出此等笑话来，看来部分人来了国博恐难长几个见识，不过让我开心一笑也挺好啊。

其后，转到四幅思想家的画像前，我合十一拜，这才是我崇拜的大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三位是大家熟悉的新派思想家，此时几个学生模样的参观者对着王守仁的画像指指点点谈到，“这是谁啊？没有听说过啊”。听到这样的话，感觉到我们的教育出现了大问题，如此显赫如此伟大的思想家竟然大中学生不知道，其实他们知道他（汉语歧义不就来了，他、他们到底是指谁？哈哈哈），只是不知道王守仁有另一穿越古今的名字：王阳明，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军事家，一代“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释道三体，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精神巨人。为什么不少人不知道他呢，因为太难读懂他，不要说什么大中学生，就是大学里教授中国古代哲学的教授有几个读得懂王阳明，有多少人入得了阳明学之门道？！另一方面，政治教科书中哲学部分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性、排他性和独尊性，而缺乏一种多元、包容、智慧的指导思想，愚蠢地将阳明学扣上主观唯心主义的大帽，将王阳明打入封建主义、唯心主义、维护大地主阶级利益代言人，竟而矮化、丑化、贬损一位世界级思想家。在我看来，王阳明是中国唯一（孔、孟、程朱理学为什么不如选，因为他们还难以成为体系化的思想）可以与西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媲美的哲学大师，但是他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地位竟如此不堪可有鬼魅作祟耶！？热切希望教育部门、宣传部门更加开明一些，稳稳当当、妥妥善善地将王阳明恭恭敬敬地抬入学术之庙堂、哲学之圣殿、人文之顶峰。也许只有真正尊重知识和遵从思想本身，解冻中国本土思想之精华，诚挚以待本土思想家之高见，护佑本土思想家之人格，以致文史哲与数理工并驾齐驱，那么民族和国家才有希望、才有后劲、才有复兴！有时候再想：在中国土地上如何才能少些胡鞍钢、少些张维为、少些马屁精，少些虚头巴脑的不臣之臣、弄臣佞臣可能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但是多一些正直担当的学问家总可以稀释一些、涤荡一些“污泥浊水”吧。实际上，学术界和思想界需要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回归，回归学术与思想的本源，历史的归历史、政治的归政治、文化的归文化，有交替重叠而不替代，有相互渗透而不僭越，重启新时代的历史文化哲学观，倡导历史哲学的人本主义价值观，把历史哲学中规律性认识作为匡正中国巨轮远航之指南针与航标图。

中国古代史陈列馆之藏品确属精中之精，国之瑰宝，但是这些藏品所展示的历史是直观的历史，直观的历史就是真实的历史吗？我看未必，但是这些藏品是历史研究的起点和基础，是历史观念的本源。马克思提到：存在三种历史编纂学：直观的、反思的和哲学的，实际上马克思提及的三种历史形态来源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黑格尔学生的课堂笔记）的三种形态的历史著作。他说“观察历史的方法，大概分为三种：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因此我们眼见的历史文物，只能是原始的历史，孔子的《尚书》、司马迁的《史记》可以认为是一种反省的历史，特别是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其名称直接表明了编纂者的意图：以史为鉴。那么实际上，宋代以后有没有吸取历史教训呢？不是以史为鉴么，为什么重蹈覆辙呢，这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时至今日，中国大地上有了浩瀚的文物藏品，有了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有了浩如烟海的历史学者，但是我们的历史规律性有掌握吗？中国本土的历史哲学或哲学的历史在哪里，它将以什么形式诞生、将以什么形式成长，会对中国未来产生什么影响，一切的一切都是未知数！据说，多年前国家已经开始启动编纂官修《清史》工作（本人藏有一套《清史稿》），我的母校作为清史研究之重镇也承接了相当部分编纂工作，值得提及与自豪。然，不得不注意、不可忘却：《清史》与《共和国史》之间还有一个悲壮、复杂、敏感、脆弱的《民国史》，共产党人将以何种胸怀面对自己曾经的对手，何种历史担当去面对自己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何种民族大义去看待对手的历史功绩，也许才是一个真正的巨大的历史性的具有终极历史挑战的任务。

突然想起一些无聊废语，不吐不快：台湾问题要彻底解决，也是一个历史性挑战。台湾本土居民历朝历代都有离心离德的倾向，是地理位置和岛民心理自然产生，不能太过责怪，但是中央政府对岛屿与属民的统辖意志不能动摇，主权责任不可推卸，历史担当舍我其谁！然而，却要在实际中主动考虑台湾岛民的忧虑和心理，比如在 的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时是需要中央政府正本清源的，还历史真相、给后人一个交代，我想这既是务实的，也是有效的，特别是对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的老兵及其后代会有一个很好心理慰藉；当然也能给大多数台湾省居民一种同种同源同历史的归属感。

经历了五个多小时的“长途”观看，算是把中国国家博物馆之古代基本馆藏粗略浏览了一遍，虽然饥肠辘辘、人困马乏，但是脑子里不停地冒出奇奇怪怪的想法来：有人说“历史不可以假设”，其实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历史在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假设而成立的并现实再现的，同时历史条件的变化促成了新的历史局面，新的历史局面又变成将来的历史条件，周而往复、生生不息，国之长存、史之不断。其实，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历史是可以反复的，历史悲剧是常常重演的，特别是那些不尊重历史规律的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所谓的“人定胜天”、“逆天改命”、“倒行逆施”必然会被历史教训狠狠惩罚，今人不可不鉴也。

吉木曰于赣东北

二0一八年元月三十日夜初稿、二月四日晨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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