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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初，教育史学科的“双重起源”，在中国是同时出现的。清末知识界重教育及重新史学的氛围，使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出现有必然性。诸多新史学的倡导者皆有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设想，陈黻宸本着“有物即有史”的原则，曾计划写作《禹域教育史》；邓实的《教育史叙》在其“民史”设计中占有重要地位；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教育学史序》是“藉西学证明中学”的典范；本着“欲定教育制度，当先研究教育史”的原则，黄绍箕草拟《中国教育史》。20世纪初于中学有根柢，对西学有涉猎的这代学人，在中西关系上，皆有以西学存中学的倾向。他们对中国教育史的理解，与文明史有一定交叉，“中国”及“教育史”皆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

黄绍箕著《中国教育史》封面据现在学界的研究结论，教育史学科具有双重起源，一重起源是作为师范院校的课程，另一重起源则是作为人类理智探索的一个新领域。从发生的过程看，教育史最初是作为人类理智探索的一个新领域而出现的，然后才成为师范院校培养教师的教学科目。[1]教育史学科的双重起源，在西方有着时间上的先后，但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两者是同时进行的。20世纪初在中国出现的“教育史”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来自日本的以“教育史”命名的成型的教育史，如《内外教育小史》（）、《十九世纪教育史》（）、《支那教学史略》（）、《教育新论教育新史合刻》（）、《东西洋教育史》（）、《教育史教科书》（）等[2]；一种是中国特定的群体受各种因素影响试图构建的中国的教育史。前者与兴学堂、造教师的历史需要密切相关，而后者则与清末的学术转型、学人心态相勾连。学界多注目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