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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17日，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宣布开工，马未都的愿望被轰鸣在现场的拆除机械搅碎。
此前，这位中国内地首家私立博物馆的创办人多次与媒体联系，呼吁将这处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公立博物馆作为文物整体保留。
较少对公共事件发表评论的这位知名收藏家，在年底到国家博物馆参观一次后变得不再平静。当时他陪同几位友人来看展览，偶遇在这里工作的几位朋友，得知博物馆即将改扩建，“只留下三个立面，里面整个要拆除重建”，他心急如焚，便四处约人探望这处建筑，为它辩护。
“这是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建设的‘十大建筑’之一，是那个时代仅次于人民大会堂的代表性工程，理应作为文物来保护。”马未都对我说，“像这样的历史性建筑，只留下一张皮行吗？”
国家博物馆就改扩建工程向记者提供的新闻稿披露：“经过专家的反复研究论证，决定在不改变老馆主体外观的同时，通过改扩建对老馆存在的功能局限性进行改造，力求使新老建筑和谐统一、浑然一体。老馆的西、南、北三面整体保留，进行加固改造和维修。新馆部分镶嵌在老馆中间并向东扩建。建筑风格与老馆保持一致，建筑体量比现在老馆略高，其高度形成丰富的层次，显得更加宏伟壮观。”
马未都对这一说法持保留意见。在他看来，“十大建筑”至今尚无一项被列为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值得 周恩来与设计者碰杯
年2月1日，国家博物馆因改扩建工程暂告闭馆。这之前，马未都带着我走访了这处建筑。
他指了指博物馆楼梯转角处停放着的一辆国产跑车说：“这都被当成了文物，难道这个房子就不是文物吗？” 立在车辆一侧的说明牌注明了生产厂家，颇似一个广告，上书“中国第一跑”，“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珍藏”字样。
“你看，这门厅里的柱子、内饰、地板上的石材，用的是多好的材料、多好的工艺啊，当年是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工匠，选用了全国最好的建筑材料来盖‘十大建筑’啊。”
马未都躬身掀起三层展室地板的一角，“这是牛皮做的，踩上去没有声音，特别安静。那个时候的人建这个房子是花了心血的。”
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挂牌之前，馆舍被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半部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南半部为中国历史博物馆。
博物馆建筑的用料，琉璃砖来自广东，花岗石来自山东，大理石来自东北与湖北，铜门钢窗来自上海。
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当时年仅34岁的王炜钰带着两位比她还年轻的教师和十几名毕业班的学生，参加了年的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的全国性设计竞赛。
“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奋战’，多少轮方案的评比，最后我们的方案中选并得到实施。”王炜钰在年出版的个人选集中写道。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在60周年院庆之际编辑出版《匠人营国》一书，刊出建筑系（该院前身）年绘制的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透视图，注明“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批示‘最后决定用此图样’”。
年2月7日，已是83岁高龄的王炜钰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沉浸在对当年设计工作的回忆之中。在年国庆工程告竣的庆功宴上，周恩来总理向在座的专家和干部一一敬酒，并跟她碰了杯。 “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当时我能够参与革命和历史博物馆的设计感到特别的荣幸，也深受教育。”王炜钰说，“我真正感受到了‘群众路线’、‘集思广益’、‘解放思想’的力量。”
她介绍道，最初的设计灵感来自一位学生，“这位同学说，革命和历史博物馆应该表现革命胜利这个主题，法国巴黎的凯旋门就代表着胜利，我们为什么不能用‘门’的形式呢？于是‘门’的概念就提出来了，这是一个大启发。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又发展到里面是否可以是空的，就这样完成了设计方案”。
以庭院式布局的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以6.5万平方米的总面积获得了与它对面的总面积17万平方米的人民大会堂的体量平衡。
对正在进行的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王炜钰认为：“保护博物馆的立面是重要的，里边不是不能变。但人们从外面走到里面，在行动的空间里已有了情感的记忆。里面拆多少要看具体的，有的建筑师可能全拆，仅留下立面；有的是将旧的保留，更巧妙地将新的和旧的结合在一起，这也是本事之一。能保留旧的，又能满足新的使用要求，局部是现代的，又不和旧的发生矛盾，这就更高一层了。”
未被采纳的专家意见
早在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改扩建工程即获准立项，接下来的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论证，王炜钰参与其中。 她向我指出了原设计中的缺憾：“当年我们的设计就注意了外观如何向人民大会堂看齐，只是做了一个外壳，可博物馆是不需要开这么大的窗户、引入这么多的自然光的。要是现在做，我们就不会是这样了。”
年，王炜钰指导硕士研究生任莹完成《中国历史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研究》，认为整个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功能的满足，使绝大多数陈列室采用大面积低侧窗，有的甚至置朝向于不顾，不仅给展室带来了超量的自然直射光，使大量文物处于严重光害之中，减少了可利用的布展面积，而且影响了观众的舒适观赏。
这项研究提出了一个分期改扩建的设想：博物馆现有建筑内部空间及功能基本保持不变，只在中间庭院的地上和地下增建，并使扩建部分与原有建筑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长远角度讲，可利用一二层层高为9米的空间，通过夹层的方式获得更多的使用面积，同时完善内部功能。
中国国家博物馆挂牌后，改扩建工程又被提上日程。年4月，受国家博物馆委托，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对博物馆增加高度的要求作了研究和深化设计。
这家研究院认为，国家博物馆东侧的公安部办公楼规划高度超过了国家博物馆檐口高度，由于体量较大，建成后会对国家博物馆造成一定的影响。博物馆直接加层的方案对现状建筑改变较大，且增加的面积也不好使用。世界上著名的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的改扩建工程都采用了在内院上增加天顶，将室外空间室内化的办法，改善空间的容量和人流方式。国家博物馆如采用这种方式，不但可以增加高度，充实体量，同时也可带来新的空间感受。
研究院的这一想法经审批通过，成为改扩建工程的依据。
同期展开的征集国内外设计公司的活动却引发了一些国内学者的不安，当时由境外建筑师设计的中国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中国国家体育场“鸟巢”正在建筑界引发巨大争议。
11位中国专家参加了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概念设计方案的评审，他们在会议纪要中一致认为：“天安门广场是北京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核心体现，既有的建筑均由中国建筑师设计，气势宏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为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所喜爱，也为国际知名建筑师们所称赞。国家博物馆的改扩建要以弘扬民族精神为前提，中国建筑师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完全可以做出最好的设计，没有必要进行国际招标。”
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博物馆的竞赛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组后来在公开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称，“一是由于项目本身的重要性，再是地段在天安门广场的敏感性，因此在任务书上没有任何导向性的语言，只有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提出的‘增加天顶’和东扩范围以及自身的功能要求，没有任何表达业主主观愿望的内容，全部由建筑师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建筑的取向，这与当年国家大剧院方案招标时要求的‘一看就是中国的、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的’相比有了很大的灵活性。”
“你跟我讲清楚，哪里有危险？”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央政府曾投入大量资金维修和改造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
年王炜钰指导任莹完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研究》称：“目前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在进行现有建筑的大规模内部改造，耗资已逾数百万，改造包括设备更新及内部装修、设置消防系统及电脑管理系统、增加轻钢龙骨吊顶等等。”
中国历史博物馆前副馆长孔祥星向我历数了几次大的改造工程：“年国庆五十周年之前用石材贴装博物馆的北立面和西立面，花了八九千万；抗震加固做了一部分；所有的顶子都重新弄了。我们为什么老闭馆？就是因为这样的工程一直没有间断过。”
“我很痛心，国家花了不少钱，却始终达不到作为博物馆的要求。”孔祥星从年起，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了35年，当年他最头疼的就是没有库房，只好把库房设在走廊里，而库房区与办公区相混很不安全。
“搞抗震加固，把好多陈列室弄没了；夕晒很厉害，书画都不敢拿出来展；一会儿这儿加个厕所，那儿加个办公室、监控室，结果是越改越乱。从硬件来讲，都不是一流的，是二三流的。”在他看来，博物馆就像一个老病号，不动大手术是不行的。
在改扩建方案论证过程中，一度有消息传出整个建筑要推倒重建。
一位权威人士向我证实了这个说法：“原来是整个都要拆，我们坚决反对，许多院士也不同意。”
“本来是要拆的，为什么拆？说这个建筑不安全，已经经过专家鉴定是危险的了。”一位曾深度介入这项工程的专家对我说，“后来我们就问，你跟我讲清楚哪里有危险？为什么危险？结果说了半天，只是北边查出来有几根柱子施工质量不好，那你就加固嘛，为什么都拆呢，他没有理由，而且没有理由来判断历史博物馆总体上是危险建筑。” 这位专家认为：“‘十大建筑’用的是当时全国最好的设计力量，最好的施工队伍，现在成了危险建筑，那么人民大会堂你怎么办呢？‘十大建筑’已经拆了一个华侨饭店，其他9个是不是都是危险建筑？你可以修嘛，而且修了以后从设计角度来讲，只有更好，不是不好。”
年9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立50周年庆典大会”上，两院院士、建设部前副部长周干峙在大会发言中提到了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盖的房子至今不少已成为‘老房子’了。还有不少解放以前留下的老住宅、老厂房和老的公共建筑。目前不少地方以少占地和30年房龄就够本为由，兴起了大拆大迁之风。典型的例子如北京西便门居住区，为年代所建，质量、水平都是最好的居住区，也几乎决定要拆迁，还有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历史博物馆，也一度被鉴定为危险建筑而要求拆除翻建。”
“现在三个立面留下来了，比全拆好多了，至少形象上保护住了。”一位文物保护官员对我说。
马未都还在惦记博物馆展室内的牛皮地板：“他们要是拆了，我就要想办法把那里所有的地板都买下来。”
（摘自《采访本上的城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5月版，定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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