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乌尔里希·格罗斯曼(G.UlrichGro?mann)德国日耳曼民族博物馆馆长、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
乌尔里希·格罗斯曼馆长年9月在北京举办的世界艺术史大会结束时,我和北京大学的朱青生教授进行了大会主席的交接仪式。在此期间,我有机会在中国各地旅行。其中我在中国访问过的印象最深刻的景点就是南京著名的明城墙和南京博物院。不管是从其展出物品的类型、特别展览,还是从历史文化方面的角度考虑,南京博物院和六朝博物馆的展览都是引领潮流的。日耳曼民族博物馆的新部门也是这样。南京高水平的常设展览令人赞叹,和科学研究部门的合作也能使双方都受益。纽伦堡/日耳曼民族博物馆
?GermanischesNationalmuseum作为在某个历史时段担当国家首都的两个城市,南京和纽伦堡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作为中国古时的首都,南京在国家历史上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因是执政的普鲁士王室的所在地,柏林在德意志帝国于年成立时成为帝国首都。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德国其他城市比柏林更适合作为国家首都:自中世纪以来,新帝王都是在法兰克福被选出,在纽伦堡举行其第一次帝国议会,这是一种前现代议会或者国民议会。尽管纽伦堡没有在年被选为德意志帝国的政治首都,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其文化之都。在19世纪,纽伦堡成为德国最大的历史中心,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严重破坏。只有少数街道、城墙和帝国城堡的部分建筑在年和年的轰炸中幸存。六朝博物馆月亮门图片来源:六朝博物馆
六朝博物馆二楼展厅中的小景——春水留声
图片来源:六朝博物馆“六朝风采”展厅图片来源:六朝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内景图片来源:新华通讯社南京博物院夜景
图片来源:南京博物院
自18世纪后期启蒙运动开始,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开始投身于历史研究,特别是德语国家的历史。历史学会在全国各地建立,它们之中许多至今仍然存在。这些历史研究者正是日耳曼民族博物馆创立的先驱,这在大多数博物馆仍由王室或贵族建立的时代是非常具有革命意义的。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年,古文物狂人、弗兰肯州男爵汉斯·冯·乌苏·奥弗塞斯成功将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会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协会。其成立的官方目的是为改善分散在德国各州的学者之间的交流。成立一个关于“德国”或“日耳曼博物馆”是新协会的首项决定之一。
纽伦堡/日耳曼民族博物馆/展品修复工作室?GermanischesNationalmuseum博物馆的创建是奥弗塞斯男爵的想法,他也同时是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博物馆起名为“日耳曼”而不是“德国的”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的,因为“日耳曼语”是当时德语国家语言和文化背景下使用的通用术语。在年时,德国并不像法国或者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年之前,德国只是从文化上以语言的形式统一的模糊概念。基于这些历史渊源,博物馆从未更名为“德意志国家博物馆”,因为这样“德国”这个词将与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有关,更具有政治意义。日耳曼民族博物馆的藏品起源并非王室收藏,而是在年成立后来自所有德语国家的捐赠。博物馆得到了来自荷兰、瑞士、特兰西瓦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赞助人和捐助人的支持,尽管这些自治区或独立国家并不是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德语就起到了文化统一纽带和收藏主要标准的作用。根据其创始人的意愿,博物馆应保留物质遗产,并为所有德语国家提供关于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信息,特别是关于中欧的。今天,我们的藏品包括从史前到现代的各种艺术品和物质文化,包括绘画、雕塑、图形艺术、工艺品、纺织品、武器、乐器和技术工具、硬币、奖章及考古物品,其中更有丢勒的画作和其他具有高度代表性的文物和日用品。纽伦堡/日耳曼民族博物馆/展品修复工作室?GermanischesNationalmuseum总的来说,博物馆的任务是什么?日耳曼民族博物馆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根据国际博物馆协会制定的“道德规范”,博物馆有四个主要任务,即收集、保存、研究和展示有形和无形遗产,以造福社会并促进其发展。虽然这些任务在今天不言自明,但还是需要一再强调,这样我们才能在恶意或无知的攻击前为它正名。作为国家博物馆,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对委托给我们的具有文化价值的对象进行研究,并为子孙后代保护它们。在我看来,仅仅为了举办风靡一时的展览或活动而使用或者滥用艺术品是错误的。一些展览机构每隔几个月便举办这样的展览,我们不应该仿效他们。这些机构需要从其他博物馆借展来实现他们的展览,但并不一定会为研究和维护成本做出贡献。他们最多只是展示了他人的研究成果而非新成果,因为他们要么没有可用于开展研究的展品,要么没有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设备,但更多的原因往往是因为缺乏兴趣。
施韦青根城堡
?GermanischesNationalmuseum
我认为出于政治目的使用艺术品也是滥用艺术。例如,法国总统在没有任何明显科学利益的情况下,决定将最重要的法国艺术品之一贝叶挂毯送给美国。这样的做法可能是为了隐瞒某些政治问题,但并不能使我们增加对艺术品的了解,并与博物馆所代表的一切相矛盾。对日耳曼民族博物馆来说,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
与德国其他公共博物馆相比,日耳曼民族博物馆享有一定的特殊地位,因为它属于德国八个“研究型博物馆”之一,隶属国家科学部而非文化部。在这八个博物馆中,日耳曼民族博物馆是唯一自然科学博物馆和一个考古博物馆。这八个“研究型博物馆”需要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研究项目和研究设备上。日耳曼民族博物馆将其70%的经费都用于研究,这甚至比大学的研究经费还要多。这样,基础和示范性的“高风险”研究都能够得到资助。我们认为,其他博物馆和文化机构能从我们的研究成果中获益,因此这样做不仅能为他们的工作提供支持,还能从总体上长期造福艺术和文化。
什么样的主题或问题会在日耳曼民族博物馆出现呢?首先,此主题应和德国语言和文化相关。因此,日耳曼民族博物馆可能不会展出意大利画家拉斐尔的专题展览,但会展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师的作品作为参考。我们年举办的丢勒的展览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博物馆之间是怎样合作的?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研究问题或预期成果,而只是往世界各地发送所谓的“杰作”,我们是不会与之合作的,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管理工艺品的“旅行社”。
纽伦堡/日耳曼民族博物馆/修道院走廊
?GermanischesNationalmuseum
年秋季,我们策划过一个以“远足”为主题的重要展览来展示日耳曼民族博物馆于18世纪和19世纪在德国的代表性。当我看到中国艺术中对自然的迷恋时,我可以想象这个问题也会引起中国人的兴趣。当然,我们研究项目的主题并不仅限于是物体和艺术的比较,也可以是技术和文化现象的比较。正如我于年进行的访问所见,南京的博物馆专注于艺术和文化历史,是我们理想的合作对象。比如说,展示个别年代的收藏非常具有说明性,井能成功为观众展示研究状况。这些展厅为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目前,我们正与德国汉学家和中国研究人员合作举办以“预言”为主题的展览。从现代早期开始,这种现象在中国和欧洲存在超过数千年。为此,我们将对中国和德国的展品进行统一和比较。作为年世界艺术史大会的召集机构,日耳曼民族博物馆对展出对象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展出对象的挑战”,这也是大会中超越任何语言和文化领域的重要方面。我们在大会其中一个环节中探讨了展出对象的来源。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欧洲博物馆藏品的来源问题会越发重要。北京圆明园?GermanischesNationalmuseum
北京圆明园
?GermanischesNationalmuseum
欧洲博物馆馆藏的起源问题在未来几年将会成为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也需要这方面的研究和展览。早在18世纪,中国文化就在欧洲流行。中欧的一些城堡也开始模仿中国建筑。位于慕尼黑、施韦青根和其他城市的重要巴洛克式城堡都有中国的寺庙和宝塔,还有来自中国的家具和瓷器。它们之中有些是在中国生产出口到欧洲,有些是在欧洲生产的中国风器物。这些关系将会是未来的一个主要研究课题。另一方面,北京圆明园里也有中欧洛可可时期的建筑。弯曲的外墙、由柱子和石块组成的立面让人想起了施韦青根、汉诺威或者凡尔赛宫的公园建筑。因此,这种对具有“异国情调”的建筑的兴趣是相互的。基督教传教士的影响还不足以解释这一点。我的一名现在在上海工作的学生在其论文中考察了欧洲与中国的艺术关系,并发现了一系列的联系。在中国这样的研究还在进行,它们将对使中国和欧洲游客感兴趣的展览有所帮助。19世纪时,中国的商品通常都是被进口、被模仿,但其艺术品也被出售和交换。这导致了在年前后来自美、法、德三国的军队对艺术品的掠夺和强占。因此,历史问题并不总是积极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问题。对历史的重新评估需要各方的参与,这可能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也是我们今天在处理这些对象和主题时的典范。
本文选自《艺术博物馆》杂志国际刊总第3期《艺术博物馆》杂志总第3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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