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文物展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文物局、陕西省人民政府、甘肃省人民政府、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青海省人民政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河南省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展览日期年11月6日-年1月4日

展览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南7、南8展厅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公元前2世纪晚期,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开通,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进入新纪元。丝绸之路是当时世界上东西方之间最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汉朝以降,丝绸之路的内涵不断拓展,形成了以绿洲、草原和海上干线为主的复杂的网状交通系统,并在唐代达到鼎盛。这一系统将当时的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罗马、埃及以及东亚各文明古国连接起来,成为世界各古代文明互相汲取文化营养的主动脉。各国使团、商旅、僧众、艺人、普通民众等往来于丝路沿线,有力地促进了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通过物品交换、人群交往以及文化交流,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文明。

  两千余年来,丝绸之路作为中西交通的大动脉承载着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对话,彰显着古代中国开放的文化品格、不朽的文明成果。今天,“丝绸之路”一词早已超越其历史含义,成为一种精神和象征,为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价值典范。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时代命题;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这些将更加促进丝路精神和价值的传播。

  在北京APEC会议召开之际,我们特别筹划“丝绸之路”文物大展,旨在通过精选的余件组珍贵历史文物,多层面立体地向世人展示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与灿烂成就,以史为鉴,提倡人类平等、包容、交流、互鉴的共同发展理念。

展览前言

  作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交通路线,丝绸之路萌发于早期贸易的自发往来,在公元前2世纪晚期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后,转变为在中原王朝刻意经营下的自觉拓展。丝绸之路在唐代达到鼎盛,经由绿洲、草原和海上三大干线,中国的丝绸、瓷器、铜镜、茶叶、四大发明等传入西方,西方的珠宝、玻璃、金银器以及动植物等输入中国,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藉着这种物品交换、人群交往以及文化交流的积累,古代世界创造出灿烂的文明。

  两千余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着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与对话,中国以包容、平等、互惠的恢弘气度与世界通好,同时在开放与互鉴中创造了不朽的辉煌。今天,丝绸之路早已超越其作为交通线的定义,成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与合作的精神象征,为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了价值典范。“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提出和“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成功申遗,正是丝绸之路精神和价值在今天的体现。

  展览旨在通过丝绸之路留下的宝贵遗产,多层面的向世人展示丝绸之路的历史过往与灿烂成就,并且以史为鉴,传达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平等、对话、包容、交流与互惠,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理念。

第一单元 黄金草原与中国内地的早期交流

  丝绸之路开通以前,中原与欧亚草原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原青铜器、车器、兵器等常常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草原民族的墓葬中。战国时期中原的丝绸、漆器、铜镜等经由草原民族远播至新疆、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地区以及更遥远的希腊,欧亚草原流行的动物纹样由西至东传入中国北方地区,被包括秦国工匠在内的中国工匠借鉴和创新,形成一种全新的具有浓郁草原风情的神兽纹样。这种神兽纹样受到中原国家的的青睐,被用来装饰马具、漆器、饰贝腰带的腰饰牌等,甚至在西汉早期还形成一种贵族时尚流行于西汉王朝。同时,西方的玻璃制品、金银器等也经由草原地区传入中国。

《神兽金饰》,战国(公元前—前年),年陕西省神木县纳林高兔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有角蹄足神兽是战国晚期中国北方地区常见的装饰纹样,圆雕的有角蹄足神兽目前只发现这一例。

第二单元 汉营西域与丝路交通

  公元前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虽然“凿空”,但东西方的交通开始在汉朝政府的经营下持续发展。汉朝以降,各王朝都重视在西域的经营,即便在中原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占据河西地区的诸政权都“疆理西域”,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丝路贸易和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扩大,中西方文化在交流融合中为彼此注入新鲜血液。胡人大量来华,胡风东渐,胡乐、胡舞、胡器、胡食等进入中国,中原文化在西域广泛流行,中国的养蚕和缫丝技术传入西方,西方开始生产具有本地文化特色的丝绸。隋唐时期,丝绸之路达到鼎盛,丝路交通空前繁荣,丝绸之路上使团、商队、僧人以及普通民众等络绎不绝,唐王朝在开放、交流与融合中走向巅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唐气象。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汉晋(公元前—公元年),新疆年民丰县尼雅遗址1号墓地M8出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该护膊是汉式织锦最高技术的代表。织锦上织有隶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星占祈瑞文字。同墓所出另一残片与护膊用锦可以确定属于同一织物,上有“讨南羌”三字铭文。经复原,可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连读。公元前61年,赵充国用兵羌地,汉宣帝赐书:“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此件织锦可能是这一军事行动的见证。

《镶金兽首玛瑙杯》,唐(公元—年),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酒器,以产自中亚、西亚地区的红色夹心玛瑙制成。杯身弧形,因似兽角,亦称角杯。这种底部设流及兽首装饰的角杯起源于西方的来通,属于舶来品。

《盘口琉璃瓶》,唐(公元—年),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法门寺博物馆藏

  吹塑成型。此瓶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一件藏品十分相似,制作年代当在7世纪初,来自东罗马地区,为地宫出土的琉璃器皿中时代最早的珍品。入唐后于咸通年间安置佛骨舍利于其内,是佛教密宗作法时使用的阏伽瓶或五宝瓶。

《彩绘木天王俑》,唐(公元—年),年新疆吐鲁番市阿斯塔那M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木雕天王踏鬼俑,由分别雕刻出的三十块大小不等的部位粘合而成,上施彩绘。天王俑在当时作为墓葬“守护神”置于墓室门外,以保护墓主人的安宁,这种葬俗源自中原内地流行的丧葬习俗。

《营盘男子》,汉晋,年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M15出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该墓在墓地中规格最高,推测墓主人可能是来自西方的一位富商。也有学者认为他是当时西域诸国之一的墨山国的贵族。

第三单元 胡人来华与胡风浸润

  随着丝绸之路的贯通,胡人陆续来华。汉代长安城就经常居住有西域胡人。进入北朝时期,包括粟特人在内的大量胡人经过河西走廊来往于汉地各个城镇。唐朝对外贸易交流空前繁荣,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相互交往,每年都有大批的外国使者、僧人、商人、学生等汇聚两京,唐都还设有鸿胪寺、礼宾院等机构专事接待。来华胡人中不仅有商贾、养马(驼)者、酒家胡、卖艺者、奴仆等,还有为中原朝廷效力的文臣武将。来华胡人为中原大地带来了异域风情,拥有胡人奴仆的数量甚至成为唐朝王室贵族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胡人来华与胡风的注入,不仅丰富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也为华夏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文化的碰撞,让恢弘厚重的汉唐文化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彩绘陶骑驼小憩俑》,唐(公元-年),年陕西省西安市韩森寨红旗电机厂出土,西安市博物院藏

  俑为女性,头梳双髻,身穿胡服,侧身盘腿横骑于驼峰之间,头枕右臂作小憩状。整件作品抓住了行进途中骆驼驻足嘶鸣的瞬间,把骑者因长途跋涉而疲惫不堪,在驼背上小憩的情形刻画得惟妙惟肖,也把丝绸之路上行人的艰辛表达得淋漓尽致。

《鎏金银胡瓶》,北周天和四年(公元年),年宁夏固原南郊乡深沟村李贤夫妇合葬墓出土,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酒具,瓶柄上方有深目高鼻戴盔帽的圆雕人头像,腹部浮雕3组人物图像,表现的是希腊神话故事金苹果之争中的三个场景:帕里斯的评判、诱拐海伦及海伦回归。这件胡瓶是波斯萨珊工匠的作品,融汇了萨珊、希腊以及巴克特里亚当地的文化因素,反映了丝绸之路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第四单元 厚重多元的宗教艺术

  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内涵之一便是各种宗教的东传。佛教自汉代大体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得到历代中原王朝的扶持,在历经南北朝时期的大发展后,到唐代达到鼎盛。以敦煌石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众多石窟被开凿,留下了大量的佛教造像和壁画。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与本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点和王朝风范的佛教艺术。唐代以唐玄奘为代表的高僧西行取经,在印度摹刻或临写天竺瑞像,翻译印度密教经典,把当时印度流行的密宗佛教艺术带进中国,使得唐代佛教造像出现了密宗新形象。此外,以粟特人为代表的来华胡人也把祆教、摩尼教和景教带入中国。本单元展出的40件宗教文物全面展现了传入中国的多元宗教艺术,尤其是佛教造像和石窟壁画,清楚地再现了中印佛教艺术的交流融合以及佛教艺术在中国传播、发展和再创造的光辉历程。

《鎏金银捧真身菩萨像》,唐咸通十二年(公元年),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法门寺博物馆藏

  这尊菩萨像是唐懿宗李漼专为供奉佛指舍利而制。菩萨双手捧上置发愿文金匾的鎏金银荷形盘,双腿左屈右跪于莲花座上。金匾上錾文十一行六十五字,仰莲瓣座顶面錾刻梵文三组,一组五字,共十五字,当为密宗“三身真言”。整件造像充满密宗色彩。

第五单元 包容四方的大唐文化

  丝绸之路历经汉、晋、北朝时期的发展,到唐代达到鼎盛。丝路的畅通为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大唐帝国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异域文化在唐代得到充分的尊重和认可,而社会内部的繁荣稳定以及水陆交通的便利,使得外来文化得以迅速渗透到各地,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呈现出特有的开放和自由感。在经历了最初崇尚外来事物的冲动激情后,唐人开始对外来文化进行切合实际的吸收与借鉴,日益精巧化、多样化、无固定模式、自由随意创作的器物大量出现,崭新的器物群体展示着大唐盛世的风貌,多元的、兼容并蓄的大唐文化呈现出全面的极度繁荣。这种繁荣在唐代金银器、唐三彩、绘画等领域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唐(公元-年),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银壶的造型采用了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囊和马镫的综合形状。以模压的手法,在壶身每面捶出一匹翘首鼓尾、衔杯匐拜的马。这种应是玄宗时期著名的舞马形象,与唐人诗作“腕足徐行拜两膝”、“屈膝衔杯赴节、倾心献寿无疆”颇相吻合。

《胡人备马图壁画》,唐(公元-年),年陕西省礼泉县昭陵韦贵妃墓出土,昭陵博物馆藏

  图中左侧胡人男子为牵马人,右侧胡人男子右臂从马颈上伸过,左手拢马嘴,呈备马状。也有人认为是献马图,因为左侧的男子一副初来乍到、怯生生的神情,腿着行藤是长途跋涉的典型特征,似准备将骏马献给大唐。

《三彩釉陶马》,唐(公元-年),河南省洛阳市关林唐墓出土,洛阳博物馆藏

  在唐三彩陶器中,马是最常见的题材之一,但蓝釉马极为少见。马身所施蓝釉用的钴料是通过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一种釉料。

《三彩釉陶载乐骆驼》,唐(公元-年),年陕西省西安市鲜于廉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骆驼载乐陶俑巧妙地夸张了人与驼的比例,造型优美生动,釉色鲜明润泽,代表了唐三彩的最高水平。载乐骆驼陶俑表现的应该是长安百戏中的一个杂技节目。

第六单元 碧波中的帆影

  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对海洋的探索,从考古实物来看,沟通中外的海上交通路线(海上丝绸之路)在汉代已颇具规模。唐朝衰弱之后,失去对陆上丝绸之路的有效控制,而两宋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又受到阻隔。这种情况下,已有的海上交通显得更为重要,加之中国经济重心向东南转移、航海技术进步等因素,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代被积极开拓并在宋元时期达到空前繁盛。明清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及贸易形式出现新变化,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融入世界贸易体系。活跃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各国商船,不仅运输丝绸、瓷器等大宗货物,也运输金银器、漆木器、玻璃、矿物质、香料等商品,在亚、非、欧地区间往来贸易,不同的文化也在这种贸易中相互借鉴、融合。

《青釉模印贴花人物纹瓷壶》,唐(公元-年),高16.4厘米、口径5.8厘米、底径9.9厘米,年湖南省衡阳市司前街水井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该壶侈口,卷唇,短颈,圆肩,鼓腹,平底。肩部设八棱形短流、宽扁鋬、双环系,壶身施青釉,圈足露胎。流及双系下分别饰三组模印贴花图案,一组为外域女子在蒲团上婆娑起舞,一组为尖顶式建筑,一组为立狮,具有典型的西亚文化风格。西亚人有用大壶、大罐汲水及头顶器物行走的习惯,长沙窑瓷壶造型中多安置双系、鋬,便于携带,很迎合西亚市场的需求。

《青花缠枝牡丹凤穿花卉纹兽耳罐》,元(公元1-年),高38.5厘米、口径14.2厘米、足径17.8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直口、束颈、溜肩、鼓腹,腹以下渐收,浅圈足。肩部有兽首形耳一对,兽口中空,可放置金属衔环。兽首以青料画出五官,整器则以七层青花纹样装饰,自上而下依次为:卷草纹、缠枝菊、缠枝莲、凤穿菊花、缠枝牡丹、卷草纹及变形莲瓣纹。纹饰满密生动,画法繁而不乱,青花发色纯正,浓重处有铁锈斑,是典型的进口料呈色。

  兽首双耳大罐既见于国内的出土品,在海外亦有不少发现。土耳其托普卡比宫的藏品中有相似的牡丹纹大罐,而日本冲绳、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等地,都发现了类似的兽耳大罐,从中可以窥见此类器物在当时的传播及流通范围。

结束语

  丝绸之路宛如古代东西方之间的一座金桥,把中国与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传递着文明,传播着和平,繁荣着沿途的经济和文化。“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彰显了对丝绸之路不朽价值的举世共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的提出更是建立在文明交流互鉴基础上的丝路精神在今天的弘扬和发展。中国将以更加宽广的胸怀与世界通好,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将推动着我们沿着新的丝绸之路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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