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

画院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推动国家绘画创作和发展的建制。它起始于帝王对于绘画的喜好，因此，帝王凭着自己的所好而网罗天下的绘画高手于宫中，建立起一个与国家文化身份相匹配的主流绘画风格和审美形态，并在传承与发展中发挥引领时代潮流的作用，同时，也发挥了秦汉以来“成教化，助人伦”的绘画功用。它始于五代，盛于两宋。基于这样一种传统，新中国建立初期在改造传统中国画以适应新时代之后，为了传统中国画的传承与发展，建立与新中国时代要求相符合的新的画院体制，则成为新中国对于传统艺术的基本态度。虽然，在新中国没有了帝王，可是，与政权相关的具体功用却打上了时代和政权的烙印。不管是组织创作，还是安排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画家，甚至是培养新人，都表现出了新时代画院体制服务于新政权的基本宗旨。因此，年的国务会议通过了在北京、上海建立中国画院的决议。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文革”对传统艺术极度摧残这样的背景下，随着拨乱反正而带来了各省市相继建立属于自己的画院，其中的关键是有影响力的书画家影响了政府主管部门的决策，当然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对于书画的特殊偏好是重要的推手。年浙江画院的建立就反映了这样的历史背景。这一时期将“文革”前只有少数几个省市才有的画院演化为省市文化机构的标准配置，画院开始了最初在省市一级的普及。此后，又在地市一级的层面上作了更加普及的推展。而与之相应的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文化体制改革，所引发的许多关于画院问题的思考，也在反思画院体制的过程中反省了画院发展中的问题。

面对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画院如何立身？如何发挥社会功用？如何在政府投入的公益性文化机构的框架中解决个人创作与政府职能的关系？如何处理突出的社会化与个人性的矛盾？以及政府投入的合理性？画院画家如何为公众服务和为社会服务？这些都在拷问政府和社会。好在画院的问题不可能成为当代社会问题中的突出问题，而经济的发展使得各级政府多养几个画院和多养几个画家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因此，画院问题被淹没在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之中。然而，也正因为是经济的发展，书画市场直接带动了书画创作，也推动了画院向全民化的再一次更大规模的普及。全民办画院逐步消解了画院的社会尊严和学术地位。在这一过程中，已经没有多少人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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