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是一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老书，其书缘自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年对于中国陕甘宁边区中国红军为期四个月的采访，那一年斯诺32岁，毛泽东44岁，朱德51岁，周恩来和彭德怀均为39岁。这本书年最初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时的名字叫做《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年1月美国兰登出版社在美出版该书。但年2月在中国出版的时候，因为环境所限，改名为《西行漫记》，并以该名广为流传。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我还在上小学，是从我一位本家叔叔那儿借阅的。当时最感兴趣的莫过于书中对于红军领袖和红军战士传奇故事的生动描述，其中，印象比较深的，一是封面上的英姿勃发的小号手，二是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说，三是关于红小鬼季邦名字的记述。年，是埃德加·斯诺西北之行的80周年，而和这本书相关的人和事，依旧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感慨和思索。
一、埃德加·斯诺：真相之行
埃德加·斯诺(-)，是一个闪光的名字，他和中国、美国，和中国革命、中国历史、中国新闻史都紧密相连。他的名字，也和他最为重要的著作《西行漫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埃德加·斯诺年来到中国上海。在上海期间，他目睹了复杂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局势。年4月到年6月，斯诺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自此，他又在新闻传播教育的维度上和中国发生了密切的关联，而这种关联到今天也没有断绝。斯诺自年来到中国后，曾经旅居北京5年，并在年10月至年11月租住在北京盔甲厂胡同中一处属于教会的四合院里。年6月，埃德加·斯诺从北京盔甲厂13号出发，去西北采访中国红军及其领袖们。年10月底他又回到这里时，开始了《西行漫记》的写作。年4月，他当时的妻子海伦再次从这里出发，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延安，为《西行漫记》收集急需的材料，并为她的《续西行漫记》采访、拍照。从这个意义上看，北京盔甲厂的这个院落，成为了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的最初起点和最终终点。
对于埃德加·斯诺此次西北之行的缘起，他在书中写到：“我在中国的七年中间，关于中国红军、苏维埃和共产主义运动，人们提出国很多很多问题。……自充年11月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在湖南省东南部茶陵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自告奋勇，穿过那道长城，再回来报道他的经历。”他还谈到：“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整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就是怀着这种冒险的心情，我出发了。”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其最为核心职责就是通过新闻报道的方式向公众、向世界呈现社会发展的真相，让人们了解一个国家、民族和所处世界的真实现状、真实方位和正确方向。这是新闻所包含的社会责任，也是新闻的最大价值。《西行漫记》这本书的诞生和埃德加·斯诺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真相的探寻直接相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埃德加·斯诺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有着诸多的问题，在历史机缘的巧合中，他带着他的八十个问题，从北京经郑州至西安，辗转来到了中国红军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对中国红军的领袖及其普通士兵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采访。埃德加·斯诺到陕甘宁边区，是为了寻求真相。而寻求真相是作为新闻记者的他的核心职责。就这样，抱着寻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真相的使命，作为一个美国人，他成为了第一个来到陕甘宁边区对中国红军进行报道的西方记者，他的《西行漫记》成为第一部西方世界描写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的新闻著作。
二、中国红军：信仰之路
年6月-10月，埃德加·斯诺访问了中国陕甘宁边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接见，之后撰写了《西行漫记》一书，向美国和世界介绍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成为第一个采访中国苏区的西方记者。据说，那张由埃德加·斯诺拍摄的堪称经典的毛泽东红军戎装照，照片上毛泽东所戴的帽子就是为了拍照临时向斯诺借的。在埃德加·斯诺逝世后，那顶帽子由其前妻海伦·斯诺回赠给中国，现珍藏于国家博物馆。
在埃德加·斯诺的西北之行中，陕甘宁边区的人们对于红军的看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听到山村中孩子们将红军称为“我们的红军”时，他感到非常惊奇：“‘我们的’军队，一个农村孩子说‘他的’军队？显然，这不是中国，但是，如果不是中国，又是什么国家呢？”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看，中国红军，是中国历史中一个重要的军事组织，它在血与火的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中书写着自己的光荣和传奇。中国红军，是一个肩负使命、心怀信仰的队伍。而这一点在《西行漫记》出版之前，是不为外界的人们所了解的。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关于红军领袖和红军战士的描述给国内外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即使今天拿起此书，随意翻看，也依旧可以从中感受到中国红军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信仰的光芒。作为承载着中国人不屈服于命运、沿着信仰之路前进的精神的代表，中国红军及其领袖们和士兵们，深深吸引着埃德加·斯诺的目光和内心。在他的印象中，毛泽东“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像林肯的人物。……我在那一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周恩来“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地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虽然埃德加·斯诺只和中国红军的领袖们和战士们接触了四个月，但是他却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中国的希望在此，中国的未来在此。而在抗日战争的历史氛围中，世界的人们也从他的书中得出了一个结论：有这样的中国人存在，日本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而后来，彭德怀关于红军的看法，则回答了埃德加·斯诺关于红军性质的疑问：“但是没有任何东西，绝对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一点更重要——那就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它所以壮大是因为人民帮助我们。……战术很重要，但是如果人民的大多数不支持我们，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不过是人民打击压迫者的拳头。”正是这样一支带着红星帽徽的军队，使埃德加·斯诺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和方向。正如他在该书中所写的：“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早已成熟的实行变革的条件。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人们要起来反对的东西，即使他们还没有斗争的目标。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难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
此外，而重读历史，我们会发现，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陕北肤施（延安）举行联合抗日救国会谈，双方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12月12日，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多次进谏蒋介石无效反而遭到斥责后，被迫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蒋介石于24日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可见，在年的历史中，中国红军和全国所有抗击力量一起，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红军在当时的中国，并非一个孤立存在的力量，而是和中国革命、中国命运紧紧连结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一点也在《西行漫记》中得到反映和印证。与此同时，《西行漫记》也成为记录中国年历史的一个重要标记。
三、西行漫记：历史之声
通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我们认识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和世界，我们通过中国的真相了解了中国未来的方向和轨迹。而这正是《西行漫记》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如果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来看，自年以来的80年的历史中，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革命和战争的主题，逐渐被和平和发展的主题所代替。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盟友经过了后来冷战时期的对峙，又在特殊的世界格局和两国政治家的智慧之中走到一起。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美两国的关系依旧是决定当今世界格局的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虽然这种最为重要的国与国的关系之中不断存在各种起伏的波澜，但是可以看出使得两个伟大的国家能够继续在合作之路上走得更远的力量还是非常重要的主导力量。而这种力量在漫长的历史中都一起存在并在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西行漫记》之中，很多充满人性的记述使人印象深刻。比如，他在记述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时的一次逃脱敌人追捕的经历时写到：“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以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索。”在描述彭德怀年轻时期从军被敌人逮捕后的经历时写到：“这样的刑罚继续了一个月。每次受刑后我常常想，下一次得招供了，因为实在受不了这种刑罚。但每次我又决定不屈服，坚持到第二次再说。最后他们从我口中得不到什么东西，出乎意料地释放了我。我一生中最惬意的一件事是几年以后我们攻占长沙时把这个用刑室拆毁了。”这些生动的细节使人们对红军及其领袖有了非常真实、亲切的认识。在《西行漫记》的字里行间，除了对于历史和真相的探求，还有埃德加·斯诺对于此次历程的感性的描述。当他在前往安塞的路上，在一个小村庄住宿的时候，他写到：“我把这两扇门板搁在两条板凳上，摊开毯子，就睡在露天里。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晴朗的夜空闪耀着北方的繁星，在我下面的一个小瀑布流水淙淙，使人感到和平与宁静。因为长途跋涉的疲乏，我倒头就睡着了。”在去保安的路上，埃德加·斯诺写到：“当时正好中午要歇脚，我们决定要清凉宜人的溪水中洗个澡。我们下了水，躺在溪底一块长长的平石上，浅浅的凉水在我们身上潺潺流过。有几个农民过去，赶着一大群绵羊；头顶上蔚蓝色的天空晴朗无云；四周一片宁静、幽美，几百年来都是这样的，这种奇怪的晌午时分，只使人感到宁静、幽美和满足。”在《西行漫记》之后，埃德加·斯诺的中国缘分还在继续着。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埃德加·斯诺曾三次来华访问。年2月15日，这位美国的游子、中国的朋友——埃德加·斯诺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埃德加·斯诺生前写道：“我爱中国，我愿在我死后把我的一半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美国抚养和培育了我，我愿把我的一部分安葬在哈德逊河畔，日后我的骨灰将渗入大西洋，同欧洲和人类的一切海岸相连，我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几乎在每一块土地上，都有着同我相识的善良的人们。”遵照斯诺的遗愿，他的妻子将他一半骨灰带到中国，安葬在北京大学校园的末名湖畔，另一半骨灰安葬在美国哈德逊河畔。如今，到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埃德加·斯诺墓前，还能经常看到目前流连的人们和敬送的鲜花。这说明，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深藏的中国之爱一直被中国人民所珍视并珍藏。
在《西行漫记》一书的最后，埃德加·斯诺概述了他的结论：“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但它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而且这种胜利一旦实现，将是极其有力的，它所释放出来的分解代谢的能量将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他在这里预言了中国的革命的胜利，也预言了中国革命成功的世界性影响。由此可见，《西行漫记》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一个熠熠生辉的重要标记，而在《西行漫记》诞生80年后，中国发展更为举世瞩目，中国方向更为令人白癜风在那里能治好白癜风痒是不是快好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