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长假，中国国家博物馆就会迎来参观人数的高峰。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欣喜于这种改变——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走进博物馆，更满心期待有一天，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这样的公共文化空间，可以成为每座城市的文化客厅，总有人沉浸其间；可以成为每个生命的终身课堂，时时获得文化的滋养。

挑战：博物馆未成为公众生活必需

中国国家博物馆现在一年的观众量有万，以人气而论，目前已排名全球第三了。同时，国博也是世界上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经改扩建后目前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但陈履生很清楚，一家博物馆不是参观人数多、场馆面积大，就能跻身世界著名博物馆之列的。

陈履生作了一个比较。阿姆斯特丹市只有万人口，场馆面积不大的梵高博物馆前年的观众量却达到了万。美国靠近波士顿的一个人口仅4万的小镇上的博物馆，每年约有25万的观众。万的观众量，对应北京多万人口，其实并不高。不仅如此，而且这万观众中，多数是来北京旅游的游客。国博地处天安门地区，又是国家博物馆，地理位置和地位都很特殊，既然来北京了，到天安门了，就到国博看看吧。实际上，一名观众初次来国博参观的话，一天之内是无法看完全部展览的。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新石器时代洪山文化玉龙

在陈履生的心目中，博物馆应该是人们生活中一个可以伴随一生的地方：小时候，父母带你去参观；读书的时候，你可能会把参观博物馆的感受写进你的作文里；大学里写论文，你选择来博物馆做某个专题的研究；有一天，你牵着情侣的手而来，参观博物馆成为你们的浪漫之旅；然后，有一天，你和你的爱人带着你们的孩子来了，一如当年你父母做的那样。在陈履生看来，这样一种轮回，多么美妙：一个公共文化空间，见证一个人的成长，见证一个社会的发展，见证人类文明的传承。遗憾的是，这在目前来说，还只能是一种理想。

作为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感到面临的挑战是，像博物馆、美术馆这样的公共文化空间，尚未成为公众生活的必需。到国博工作之前，他曾在中国美术馆工作。他曾遇到一位大学毕业生，在北京读了4年大学，一次也没来过美术馆。而一个跑文化口的记者，居然不知道中国美术馆在哪里。

博物馆不是把藏品保管好就行了

陈履生说，国博要应对挑战，需要多方面做工作，但最重要的是办好展览，增强博物馆的吸引力。在他看来，博物馆不是仓库，不是把藏品保管好就行了。博物馆承担着社会职能，需要通过开放，和公众发生关系，让人们走进博物馆，并在里面感觉愉悦，感受文化。这和去商场是不一样的，去商场看的是商品，是简单的消费。

国博改扩建后，新馆还在试运行阶段，就举办了潘天寿、李可染和黄胄的大型艺术展，同时举办了3个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全程网络直播，全世界的博物馆中都没有这样的先例。

国博还与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等著名博物馆合作，推出多项大展，其中有些重要展品之前从未离开过它的母国。在国博年历史上，现在的展览数量最多、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展览内容也很丰富，既有中国的，又有世界的；既有传统的，又有当代的；既有历史的，又有艺术的，可以让不同人群有充分的选择空间。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商代四羊铜尊

国博也走出去办展，在法国巴黎展出中国几千年来的各种饮食器具，得到了法国公众的好评。还在新西兰国家博物馆举办了石鲁艺术展等。因为在国家博物馆承担的社会责任中，还包括向世界推广国家文化。

国家博物馆还在和史家胡同小学合编一份教材，这份教材尽量从孩子的认知角度和理解能力出发进行表达，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博物馆。陈履生说，理想状态下的博物馆要在一个生命个体的幼年时期就介入并产生影响。可惜的是，现在带孩子去博物馆的父母比例还不是很高，许多学校也没有充分利用博物馆这个独特的教育资源。而另一方面，国内不少博物馆也还没有把公共教育放在和收藏、展览同等重要的位置。

国博也一直在研究、在探索，怎样使博物馆公共教育方式更为多元化。陈履生在日本九州博物馆看到，馆内核心区域什么都不放，留出的空间专门用以让孩子共享亚洲各国的文化，在那里捏日本的泥人、学印度的乐器、做中国的陶瓷……从小就感知、学习亚洲文化。国博网站上公布的知识讲座、小小讲解员培训等项目，就是一些有益的探索。

我们走得太快了

有数据表明，我国博物馆的数量列世界第二，并且每年还在新增座左右新馆。有人据此认为我们的博物馆建得太多了。陈履生说，数字并不能说明问题。柏林那么小，却有那么多博物馆；中国一些边远地区，那么大，却没几家博物馆；即使在一些经济繁荣、发展迅速的国内城市里，博物馆也不算多。他认为，即使从绝对数字来说，我国的博物馆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更关键的问题，不是多了还是少了，而是有没有建好、管理好。

陈履生介绍，博物馆最早出现在英国，至今西方对建立与运营一个博物馆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做法，基本上是先有藏品再建馆。西方博物馆，历经多年才发展成熟。而我国是在年，经蔡元培先生提议后，才开始筹备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立博物馆的，迄今不过百年，当中还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博物馆才真正起步，但当中又有停顿，上世纪80年代后，各地才纷纷开建博物馆。很多地方不管有没有藏品，一窝蜂地建；一建，就要把博物馆建成地标，要超过其他省市，要成为最大。陈履生经常在外地看到一些博物馆、美术馆门可罗雀，感觉那是对文化资源的重大浪费。这么多年来，陈履生一直呼吁，各地各级的博物馆、美术馆要和城市发生关系，要和公众发生关联。一个博物馆、美术馆，和公众没有关联的话，是没有意义的。

陈履生说，我们走得太快了，一下子又走过头了。跟我们现在干别的很多事一样，我们建设博物馆也追求速度。光想着多少时间内建成多少博物馆，却不怎么考虑建成后给观众看什么、怎么看。

陈履生曾把博物馆比作一座城市的客厅。客厅既是家庭会客之所，更是家人沟通交流的重要区域，需要用心打造、慢慢打造。陈履生说，博物馆还是青少年的第二课堂、成年人的终身课堂，甚至可以说是城市文化的祠堂。文化的源头在这里呈现，文明的创造在这里荟萃，这样的建筑能匆匆忙忙、火急火燎地建造吗？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蔡元培先生所书对联

要让心灵跟上脚步

时报：您是如何以博物馆管理者的身份，打量当下艺术生态的？

陈履生：我是国博副馆长，同时也是一名艺术评论家，我既对不少艺术评论家沦陷为“江湖画家”的鼓吹手而痛心，更焦灼于艺术江湖化对艺术、文化、社会带来的伤害。

不争的事实是，一些博物馆、美术馆，为私利，牺牲公共利益，或者入藏“江湖画家”的所谓作品，或者让“江湖画家”登堂入室，简直是对艺术殿堂的辱没。

时报：您曾经表示瞧不起不读书的画家。为什么强调画家要读书？

陈履生：读书少、甚至不读书，就容易搞江湖手段，不知耻辱。假如，艺术家成了社会活动家，艺术圈成了名利圈，那么“江湖画家”就会越来越多，艺术的高贵与纯洁就会越来越少。

时报：您认为承担着大众审美教育的博物馆、美术馆，在净化艺术界方面能起什么作用？

陈履生：不让“江湖画家”进入博物馆、美术馆，是博物馆、美术馆应该坚守的一条底线。更主动的姿态应是努力办好博物馆、美术馆，吸引更多的人进来参观，在潜移默化中，慢慢地普遍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尤其是，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要多进博物馆，让真正的文化之美浸润自己的生命。

最重要的是，我们对待文化切莫急功近利。文化的传承、滋养与发展，并不是以速度来衡量的，急不得，也急不来。经济可以追求突飞猛进，但文化建设不可以，需要时间和教育的沉淀，要让心灵跟上脚步。

特约撰稿顾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