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由南风窗杂志社与人民日报出版社联合推出的大型政论专著《大变革平天下——寻找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在国家博物馆重磅首发。

改革开放40年，不仅仅是一部经济体的成功史，更是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不断成型的历史。南风窗创作团队，兼具专业传媒与研究机构的双重气质，以政治、经济、社会、国际、文化、科技等领域为基本框架，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为经，以标志性的重大事件为纬，力图编制出一幅中国独特性和现代世界碰撞的生动画卷。通过本书，我们也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党的十八大后中国走向的深层次轨迹，洞察中国未来政经大势。

现实，永远是清清楚楚的，因为它不受我们的意志支配。

但是，当现实转化为信息，进入人们的头脑时，大部分人感觉到的却是困惑。

我们需要一次思维位移，从那里，到这里。

就像，如果身在漩涡里，那么整个世界就是天旋地转的，什么也看不清楚；但你走出来，爬上岸，却发现世界似乎静止，一草一木和那个漩涡一样，有韵律地排列着。

位移的发生，意味着格局的变化。

一个事情，我们不再仅仅看到它堵在眼前，还看到它从无到有，由远及近走到眼前来的运动轨迹。

所以，当它到达，我们就不意外。

过去40年来，剧烈的社会变革，每天都在生产着无数的认识漩涡。

必须出来，但不容易。

我们很难找到一本书，简明但不肤浅，严肃但不刻板，好读而且好看，充满思维的乐趣，带我们更轻松也更精彩地进入40年。

所以人们往往对直接塑造了今日社会的改革开放过程，并未勾画出清晰的图景。所以，浮云不散。

现在就有了这样一本书。

南风窗专业传媒与研究机构相结合的双重气质，最适合提供这样一本书。

好看的文字，一定是源自作者与现实有肌肤之亲，就像没挨过饿就不知道饿的感觉一样。我们是那群知道大地的体温、每天都在感知它的心跳的人。

打开这本书，打开格局。

《大变革，平天下》节选

现代化，是中国人一百余年的不懈追求。

这个过程非常艰苦，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整体上是以对自己的全面否定为基础去追寻现代化路径的，重点是解决“不挨打”的问题。

在西方殖民扩张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人其实没有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个与世界相对隔离的国内环境给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自主的可能性，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迅速推进，以军事科技为代表的生产力进步，终于让“不挨打”这一百年难题得到彻底解决有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不过，共和国前30年的工业化过程，是以全国人民勒紧裤带过日子为前提的，尤其是以农村向城市输血、农业向工业输血为前提的。工业基础建立起来以后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八成以上，从社会生活角度看，我们离现代化仍然有着遥远的距离。

年的改革开放，真正开启了社会现代化进程。直观层面上，现代化表现为“去三农化”，即产业结构上的工业化、地理空间上的城市化、社会身份上的市民化。这个过程渐进但又急剧，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而社会结构的变化又促动着国家治理方式的嬗变;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城市，推动着现代社会规则的不断建立和成熟，而由此带来的社会资本积累、交易效率提升和财富总量增长，又让城市不断扩容和增加，能够接纳更多农村转移人口。

中国人成为现代社会人的素质，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自然滋长。人们不断感受新式生活的喜悦，也持续体验原有社会生活方式瓦解的阵痛。中国人以传统的勤劳、忍耐、宽容的品格与对未来的乐观追寻，把国家和社会推进了真正的现代化大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合力缔造的40年现代化进程，是世界公认的发展奇迹。

这一进程的自然结果，是十八大以后中国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回归。中国在百余年亦步亦趋的现代化过程中，确立了自身清晰的主体性，从一个跟随者向一个引领者过渡，积极以中华文化中的优秀内容，纠正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暴露的弊端，为世界的未来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这个过程在宏观上波澜壮阔，又在微观上精彩纷呈，有冰冷的社会变迁，又有温暖的相互理解和悄然的文化再生。

1.欲望释放，身份重组

改革开放向社会释放了许多机会，让社会成员的人生有了更多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术语叫作“社会流动”。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微弱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归属于某个特定的组织，比如农民，基本上被固定在某个人民公社以及更小一级的“生产队”上，而城市职工，则都有自己的单位。一般情况下，人们不能轻易地离开自己生活的地方，农民如此，城市职工亦如此。

事实上，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年代，前往异地出差或办事还需持有所在单位开具的介绍信，这是对方接待的凭据，也是入住招待所必需的文件。彼时的中国，社会结构非常简单，农村劳动者是“农民阶级”，城市的职工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只是一个阶层，所以数十年里都有“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说法。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一个阶层”消失，中国社会只剩下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财富分布的平均化，物质生活水平差别不大;而由于生产效率的低下，人们也不可能过上更富足的生活。

农民身份、工人身份、干部身份(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基本固定而且是世代相传的，很难实现转换。想要从农民转变为城市职工，最常见的道路有两条，一是读书，大学毕业后安排工作，就能“吃商品粮”，户口也从农村转向城市;二是参军，在部队表现优异，有可能复员后获得一份城市里的工作，也就成为城市人，但相当一部分参军农民复员后还是回到了农村。城市职工要从工人身份转为干部身份，难度也不比从农民变为工人小。

社会流动性很低，是因为机会很少，与之相应的就是社会氛围整体上表现得“无欲”，或者说，欲求被压制住了。而人的欲求，是社会发展永恒的动力，唯有社会成员对更好的生活充满向往，并且相信其实现的可能性，社会发展才有动力。

改革开放提供的就是这种可能性，从而释放了人们的欲求。

改革从农村开始。年的冬夜，安徽凤阳小岗村，18个农民在一份文件上按下了手印，悄悄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生产组织方式，雏形初现。

农民识字率低，对他们来说，按手印就是一种最庄重的承诺与保证，意味着对风险的理解与担当。这一行为，揭示着彼时中国农民的处境:富裕对他们而言，是一个超出想象能力的名词，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吃饱肚子。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这一改革成功的一条暗线，是它承认了人的自主的欲求和意志，让人们可以凭借个人的能力与努力，去寻求最好的结果，让个人对自己负责。这是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表现，尊重，释放了人的可能性。

我们知道，欲望的实现，是以人对物的占有和支配为基础的。如果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增加了财富，但最终财富的增加部分都被平均分配，劳动的付出与财富的获取之间没有对应关系，那么就意味着欲望不可实现，人们就会丧失奋斗动力。开启中国改革开放序幕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受到农民的欢迎，正是因为它在现有生产力条件下回到了这个基本常识。

人们在“大包干”的方式下，只要向集体缴足承诺部分，此外每增加一份，自己所得就多一份。尽管土地所有制没有发生变化，但土地经营和产出的相当部分支配权转移到了农民手中。统计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呈现下降趋势。这一指标变化其实是对农村改革的肯定，大面积贫困农民获得了制度资源和改善生活的机会。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吃饭问题、生存问题高于一切。诞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安徽凤阳，以花鼓戏闻名，而花鼓戏在历史上曾经就是贫穷百姓讨饭的技艺。但凡还有一线生机，人们都不会选择离乡背井，乞食他乡，而在当时，包干到户就是他们可以冒险尝试的唯一生机，改革事实上是被逼出来的。18个农民自行其是的大冒险，得到了安徽省委以及中央不动声色的支持。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已在高层酝酿，农民自发的行动，实证的是中国社会对于变革的上下同气。

随着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铺展，农民和城市居民都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对内的改革，把资源配置方式从计划逐渐转轨到市场，一步一步消除妨碍市场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和观念因素，个体和私营经济得以在城镇中迅速崛起，城市待业人群得以加入生产队列。对外的开放，引入外部投资，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快速发展，深刻改变着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同时也进一步瓦解旧思维，巩固新观念。

在城市里也一样。改革开放前，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是归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城市职工都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城市的这种存在方式，最低限度的前提是“国家统一安排”可以持续运作，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其运作难以为继。上一个十年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出现了回城大潮，无论从社会安定的角度还是人道主义角度，这股洪流都不可阻挡。然而城市远远没有做好准备，现存的工作单位根本无力接纳这么多的青壮年就业人口。回城的知识青年失业，陷入困顿，要吃饭要工作成为强烈的呼声，怎么安置他们成了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一个办法是发动各单位兴办集体企业，增加就业岗位，但这一方法容量有限，同时因为它与社会需求脱节，很大程度上以生产的低效率为代价。另一个办法是号召这些回城青年们自谋职业，从事个体工商业。这一号召意味着体制松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营经济存在。于是城市里除了“工人阶级”之外，出现了另外一种身份——个体户。除了回城青年，其他一些就业无着的人，如被国营或集体企业开除者、刑满释放人员等，也加入了个体经营的大军。

“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

过去40年里，中国最有名的个体户是年广久，“傻子瓜子”①的创始人。

年广久是安徽芜湖人，一开始贩卖水果，后来转向了经营炒货。他认真钻研炒制西瓜子的技巧，掌握了精熟的手艺，同时他又很有品牌意识，把自己的产品命名为“傻子瓜子”。生意越做越大，从一个月几十斤，到一百多斤，再到两百多斤，月营业额也很快超过万元。规模的扩大很快碰到了天花板，因为仅靠他和两个儿子，继续把生意做大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他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和其他做炒货的个体户联合成为个体经济联合体，这样做的好处是维持自雇劳动者的身份，没有意识形态风险，而弱点则是联合体内部的经济利益关系非常复杂，不好处理;二是雇工，成为私营企业，这样利益问题的处理比较简单，但同时将会进一步突破体制，并面临来自各方的“存在剥削”的质疑。

年广久选择了后者，他从年9月开始雇工，一开始只雇了4个帮手，父子三人都还是主要劳动力，而且在“雇佣数量不超过7人”的范围内，社会尚能接受。然而他的生意扩张速度实在太快，年初雇工数量已经增加到人，加上他儿子开的分店，雇工共有多人，日产瓜子一万多斤，月营业额达60多万元。与生意发展相伴随的是社会上的质疑之声越来越大，许多人主张要“对他采取措施”，不过，中央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下，旗帜鲜明地对年广久表示了支持。

“傻子瓜子”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瓜子是国家经济计划基本不涉及的领域，因此一开始就避免了和体制的直接冲突。正如后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到的那样:“农村改革也有争论，但是农村这几年成长最快的是水产业和水果业，这恰恰是我们计划经济没计划，政府基本不管的行业。”

年广久从一开始的个体户身份转化为私营企业主，而这两者对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而言，都是新的身份。私营经济被政策允许存在，表明在所有制结构上发生了风向变化，基于私有财产的人的欲望得到了体制承认。这一变化鼓励了更多的基层尝试，从而不断拓展改革和发展的空间。

深圳蛇口工业园早期企业的生产线（图源：中国改革开放蛇口博物馆）

与年广久所代表的个体户和私营经济发展几乎同时，中国南方地区的老百姓也在探寻另一条发展道路:招商引资，通过生产要素的结合达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目的。年，东莞虎门镇的“太平手袋厂”获得中国工商总局的“粤字号”批文，成为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拉开了南方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序幕。

太平手袋厂的第三任厂长唐志平这样回忆这家企业的诞生过程:

7月29日晚上，一位叫张子弥的港商，在东莞县第二轻工业局领导的陪同下，来到服装厂。张子弥给我们出了一道按版加工的考题。他从包里拿出一个黑色的人造革女士手袋，并拿出了带过来的毛料，让我们复制手袋。当时担任太平服装厂厂长的刘艮立刻安排了技术骨干陈雪萍与其他两名服装厂技术人员来负责这件事，虽然这三人之前并没有做过手袋，但我们厂一直做服装，工艺手法与做手袋是相通的，所以在熬了一个通宵后，第二天他们就交出了一个和样品一模一样的手袋。第二天早晨，张子弥看到我们做好的手袋感到很惊讶。他觉得我们做得很好，和样品一模一样。当时，在他的印象中，我们内地企业工作散漫，没有时间观念，他没想到我们的工作效率这么高，做工质量这么好，所以他对我们非常满意，当即拍板要投资万元港币，将手袋加工厂落户虎门。

太平手袋厂刚建时，所有的原材料和设备都是张子弥从香港运过来，手袋厂赚取其中的加工费，而加工费的20%要返还给张子弥，作为偿还设备的费用。平均20元左右一打的手袋，太平手袋厂只收12元的加工费。虽然太平手袋厂是港商投资，但仍算集体企业，由我们掌握生产指挥权。其实，当时厂领导还是有顾虑的。那时候还没有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担心跟港商一起做，会不会有资本主义成分。但当时正值知青回城，僧多粥少的工厂正面临就业份额的挤压，张子弥带来的来料加工贸易，正好拓展了就业的渠道，还是值得太平人奋力一搏的。所以我们就抛开顾虑，一心要把这个手袋厂做好。②

广东东莞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旧址。

港商张子弥带到中国大陆的，除了资金之外，还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经营管理观念。在太平手袋厂厂房二楼，刷着一行大字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种张扬欲望的口号，曾经是让人恐惧的，但在生存问题面前，人们必须克服恐惧，去适应一种过去被刻意排斥、已经变得十分陌生的生产文化。不过这种顾虑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太平手袋厂更高的生产效率，让进入其中工作的人们获得了远远高于原有集体企业职工的收入，在社会上受到普遍的羡慕，而不是预想中可能面对的指责。生活的改善、欲望的实现，是普通社会成员进行是非好坏评判的最朴素的前提，而改革开放本身的顺利推进，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尊重了老百姓的意愿，并且鼓励和发挥了他们的创造性。

如果说年广久式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受到鼓励的是国内的个体创业热情，那么以太平手袋厂为标志开启的“三来一补”模式，撬动的则是因为成本上升正在寻觅出路的产业资本的信心。前者满足的是国内人民的生活需求，多元的、更富于色彩的生活，在长时间的压抑之后汹涌释放，供给的增加使价格下降，又进一步刺激需求;而后者的市场在国外，其生产不受国内消费能力的制约，因而更具有短时间内快速发展的潜力。无论是哪一个，它们的发展都会改变中国社会的身份结构，因为对雇工人数的需求不断膨胀。

这个时刻，农民已经等了很久了。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是被锁定在土地上的。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村必须承担工业积累的功能。所谓积累，其实就是相当一部分劳动成果被无偿转移到其他领域去集中调配使用，主要是为重工业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原材料，以及进行科研和管理的成本。中国农民是对早期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巨大、牺牲巨大的群体。为了保证工业和城市的运转，必须保持农业生产的规模，同时尽量减少不从事农业的被供养群体，因此“城市化”是当时的生产力所无法承受的，城乡身份的固定，很大程度上正来自这一现实。然而大量人口集中在农村，农村内部也面临劳动力富余问题，在土地面积既定的条件下，即便是实行了包干到户，生活的改善空间也非常有限，温饱问题也无法获得彻底解决。

农民并不是天生喜欢当农民，也不是对土地抱有与生俱来的感情，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其他选择。

纵观中国历史，离开农村永远是中国农民的向往，在社会流动方式有限的条件下，离开的方式就是读书。科举时代考取功名，成为国家认可的知识分子，从而摆脱农民身份，一直被视为“光宗耀祖”的正途。在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农民的这一集体未来诉求也从未发生变化。读书、参军进而“吃商品粮”，是他们的至高荣耀。只不过，正如前所述，这两条路径都非常艰难，只有一小部分极具天赋的人才有机会。这一小部分极具天赋者，最期望的结果就是从农民变成工人(职工)。工人对农民，具有体制优势，因而也就拥有心理优势，因为城乡的隔离墙坚实地存在，农民和工人虽然政治地位相当，但现实处境上和心理上农民都是一直仰望着工人的。现在农民们有了另一条变身为工人的途径——出门打工。

由于私营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的蓬勃发展，企业对用工的需求触动体制改革，给农民向城市流动开启了一个新的通道。20世纪80年代，无数农村青壮年满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背上简陋的行囊走向了城市。更准确地说，他们是走向了工业，因为他们的目的地其实未必是城市，比如在珠三角地区，许多工厂其实建在乡村里，是由珠三角的农村集体依靠与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乡情关系张罗起来的。事实上，农民是从缺少机会的地方奔向拥有机会的地方。

年代初期的三洋工厂工人（图源：中国改革开放蛇口博物馆）

这些农民因此成为工人，这个新的身份，和原先政治味道浓厚的工人并不是一回事，后者有城市身份，而前者依然保持农村户口，被称为农民工。随着市场的发育，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在同一个舞台上竞争，追求效率成为企业生存法则，改革开放前的城市工人的优越地位快速瓦解。成为过去意义上的工人已经不是农民的追求，他们的目标从让自己和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逐渐过渡到努力成为城市的一员，这是中国城市化的重要动力来源。

城乡分隔造成的职工和农民的硬性藩篱渐渐被拆除，中国社会的主流身份区别转向了弹性的老板和员工。一个进城务工者，也可能通过自身禀赋、努力和机遇，成为老板，从而名正言顺地做一个城市市民。

市场具有创造无限可能性的魔力，人们对彼此的身份识别不再依据固定的出身，而是转向了一种平等的、动态的观念。在珠三角地区，无论是谁人们都称呼“老板”，既反映着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反映着身份重组随时都可能发生，人们对此深怀期待。

（节选自《大变革，平天下》第一章中国人的现代化）

注释：

①、因邓小平多次在高层提及年广久并收入《邓小平文选》而闻名全国，号称“中国第一商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第43条，这样解释“傻子瓜子”:“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

②、摘自广东省政协编纂《敢为人先——改革开放广东一千个率先》，人民出版社年版。

《大变革平天下》目录

序言?40年后，我们迎来又一个关键时刻/01

引?言?通往人心之路/

第一章?中国人的现代化1.欲望释放，身份重组/.农民工：向城市出发/.恢复高考：知识和理性的回归/.个体感涌动和人生困惑/.诗歌和武侠：向理想主义致敬/.听到另一个世界/.人的城市化和现代化/.科技时代：社会生活的互联网化/.文化自信的回归/.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第二章?大国经济崛起1.金融顶层架构之变/.第一融资系统的重任/.证监会剑指利益集团/.债券市场强势崛起/.富起来之后钱谁管？/.国企改革，被忽略的“制度优势”/.外来驱动力，中国的外资的40年/.大国互联网产业的“秘密”/.从“大国红利”走向世界创新引擎/

第三章?走向治理现代化1.窑洞之问的历史回响/.重构政治生态/.反腐败形成压倒性态势/.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较真碰硬的机构改革/.法治，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变革/.落实“税收法定”/.财税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稳定：对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现代国家视野中的治理变革/

第四章?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中美关系：超越分歧重构共识/.欧盟，全球治理的中国伙伴/.中俄合作：大国战略协调的典范/.两个第二经济大国之间那些事/.朝鲜半岛与大国担当/.谁人不识东南亚？/.西半个亚洲：爱憎不必分明/.非洲“兄弟”与拉美“伙伴”/.加拿大、澳大利亚：并不遥远的存在/.从国际组织边缘到舞台中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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