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出山释迦图》，14世纪中期，立轴，绢本设色，86×48厘米，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馆藏
话说从头
柏林国家博物馆（StaatlicheMuseenzuBerlin）亚洲艺术馆（MuseumfürAsiatischeKunst）的故事得从年11月8日开始说起，那一天经过立法，在皇家普鲁士博物馆（K?niglich-Preu?ischeMuseen，即今柏林国立博物馆）体系下，于人类学博物馆（MuseumfürV?lkerkundezuBerlin，今民俗学博物馆［EthnologicalMuseum］）外另设置“东亚艺术收藏（OstasiatischeKunstsammlung）”的独立部门。将东亚艺术自人类学范畴中独立出来的主张，是当时皇家普鲁士博物馆总馆长威廉·冯·波德（WilhelmvonBode，-）划时代的见解。在当时欧洲的氛围下，非欧洲艺术文物并未被当作真正的艺术品看待，因此这些来自东亚的艺术作品若不是作为王侯贵族或富有的中产阶级对远方异国想象的投射，而被收藏于其“奇品收藏室（Kunstkammer）”中，便多在人类学博物馆或工艺美术博物馆的脉络下被收藏。但波德认为，东亚的艺术与欧洲的艺术具有同样的审美价值，因此极力促成“东亚艺术收藏”的成立。在这个脉络下，欧洲第一座跳脱异国奇珍、人类学与工艺美术的叙事框架，并着重作品之艺术性与审美性的公立东亚艺术博物馆——柏林“东亚艺术收藏”于焉诞生。
波德任命昆墨尔为柏林“东亚艺术收藏”第一位策展人暨馆长。由于最初建立收藏的宗旨是以“艺术”依归，因此并未将人类学博物馆既有的收藏转移。昆墨尔就任之初，首要任务就是从零开始，为该馆“量身打造”其收藏。他设置了新的收藏准则：“第一、必须对中国、日本以及韩国的艺术给予全面且平衡的介绍。第二、绘画列为所有艺术类别中最高的地位。第三、美学价值是选择入藏作品时最重要之标准。”
在这三项准则中，值得注意的是将“绘画”视为艺术类别中之最高地位，这个观点与中国文人艺术鉴赏将“书法”视为艺术类别中之最高地位不同，是受到黑格尔（GeorgWilhelmFriedrichHegel，-）美学的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作品的美学价值”是选择入藏作品的最重要考量，也就是说所有收藏的作品都是以审美的角度被观看。昆墨尔在其年出版的《东亚的器物（OstasiatischesGer?t）》一书中，除了阐述艺术的形式和风格，还对东亚工艺品的偶然性（Zufall）、美学的敏感性（?sthetischeEmpfindlichkeit）、美感（Sch?nheitssinn）以及内在效用（seelischeWirkungen）等美学特质进行大量论述。直到今日，昆墨尔设置的收藏准则仍被博物馆奉为圭臬。
鉴定之眼
昆墨尔是西方第一位能够流利地说、读、写日语和中文的东亚艺术史家，他认为：除非具有中国和日本古典语言、文学、历史和思想等方面的知识，否则不可能深入地了解东亚的艺术。年，他将《君台观左右帐记》中有关宋元绘画品评的部分翻译成德文，并出版《〈君台观左右帐记〉里的中国绘画（DieChinesischeMalereiimKundaikwanSay?ch?ki）》一文。《君台观左右帐记》是日本足利义政（-）东山殿装饰品的帐册和记录，其中大多是来自中国的“唐物”，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宋元绘画的评鉴、陈列挂轴的方法以及配置工艺器物的图说。昆墨尔本人对于中国绘画特别是宋元画的鉴赏，绝大部分应来自他对于《君台观左右帐记》的研究。这是昆墨尔“鉴定之眼”发展的第一阶段，而他最初为“东亚艺术收藏”所收购的中国绘画，无疑受到日本对于中国绘画的“古典”鉴赏意见之深刻影响。
年初，他抵达日本，于已逝的巴黎古董商林忠正遗留在日本的收藏中购买了五件绘画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传为梁楷（今定为元人无款）的《释迦出山图》。对于这件绘画作品，昆墨尔表示：“在观看展览时，每位观众心中总会有一个非常天真的问题，究竟哪一件作品最美？……这件传为梁楷描绘着双手合掌的出山释迦，应该被定为14世纪，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宋代晚期作品的风格……”
元人，《山水图》，14世纪，立轴，绢本淡设色，44.3×74厘米，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馆藏
年，昆墨尔经由东京的古董商下条正雄（-）之手买到了传为郭熙（约-）但现在被认为是元代李郭派（可能出于唐棣［-］之手）的《山水图》。虽然传称为郭熙，但昆墨尔有其个人独到之看法：“这幅精彩绝伦的山水画被定为郭熙的作品。但究竟为何被定为是出自这位古代大师之手，原因不明。很大的原因是日本的鉴定（在其他地方也是）往往有将不知名画家的作品定为古代大师的倾向。但策展人［指昆墨尔本人］在此明智地回避了这个问题，不谈其传称的作者等等那些不必要的讨论。作为体现了宋代山水画风的作品，这件作品与旁边并置的柏林册页中最好的几页具有同样高的价值。”
（传）宋徽宗，《花鸟图》，15世纪，团扇，绢本设色，25.3×26.5厘米，《唐宋元三朝名画册》，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馆藏
由此可见，昆墨尔并不囿于画作题签上标示的“名牌”，而是从风格和美学的角度对作品进行判断，将这件作品视为受到李郭画风影响的作品。引文中提到的“柏林册页”，即昆墨尔从日本关西地区重要的篆刻家、同时也是重要收藏家的桑名铁城（-）处所收购的一套包含了传为唐代的韩滉（-）、卫宪（约活动于-）、戴嵩（约活动于八世纪）、李方叔（约活动于九世纪初）、宋代的徽宗（-）、王谷（约活动于11世纪）、李公年（约活动于11至12世纪）、韩若拙（约活动于12世纪初）、夏珪（约活动于-）、释仲仁（约活动于11至12世纪）以及元代的边武（约活动于14世纪）和张远（约活动于14世纪）等计12开的《唐宋元三朝名画册（唐宋元三朝诸名家画帖）》。当时他在与总馆长波德的往来信件中提到这些画作的真伪问题：“这些名款都是后来添加的……即使这些不是宋代的原件，也是流传在日本的明代摹本。”所以坚持购买这套册页。昆墨尔对这套册页大部分画作的定年，今日检验之，仍十分准确。
（传）李公年，《观瀑图》，12世纪，团扇，绢本设色，23.4×24厘米，《唐宋元三朝名画册》，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馆藏
昆墨尔卓绝的眼力也体现在其对向来被中国文人批评为“狂派邪学”的浙派画家蒋嵩（约16世纪上半）的画作上：“……蒋嵩，对我们来说是一位极具原创性和才能的明代画家，却不被文人喜爱而招致粗野、鄙俗的批评，被视为敝屣……”
中国美术史学界对于浙派画家的注意和研究，最先由日本学者铃木敬（-）于年的大作《明代绘画史研究·浙派》揭开序幕（这与日本对浙派绘画的鉴赏与接受历史有关），后由美国学者高居翰（JamesCahill）、班宗华（RichardBarnhart）等人推波助澜。然而在20世纪初，昆墨尔便已经认定蒋嵩的绘画才能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实属可贵，更佐证昆墨尔是有意识地以美学品质为首要考量来收集中国绘画。
蒋嵩，《四景山水图》，第四景，明代，16世纪上半叶，22.8×.9厘米，手卷，纸本淡设色，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馆藏
视角的转换
年10月至年6月，昆墨尔再次经由美国前往日本、中国和俄国旅行。在这次的旅行中，他向中国的收藏家购买画作，并学习他们看画的眼光。这是他“鉴定之眼”发展的第二阶段。在此之前，他对中国绘画的眼光受到日本的影响，着重于宋元画的鉴赏；此次他从中国鉴赏家和收藏家处学到了对于明清画的鉴赏。为充实馆藏，他从北京鉴赏家邵松年（-）的旧藏中买了四件明代的手卷，包括戴进（-）《灵谷春云》、夏昶（-）《湘江春雨》、陈宪章（活动于-）《墨梅图卷》等画作以及一件沈周（-）作品的摹本《风雨过溪图》；另外又从王姓将军处买到樊圻（-后）《长江图》、王云（-以后）《仿宋元人山水册》；在天津的张志谭（-）处买了高凤翰（-）《山东六景诗画册》、郑板桥（-）《竹石图》、罗聘（-）《墨兰图》、方士庶（-）《仿古山水图册》、王巘（活动于17至18世纪）《松梅图》、蒋予检（活动于-）《沅沣遗芳》册页、周棠（-）《山水图》、高其佩（-）的指画《钟馗图》等作品。再次证明昆墨尔大胆且独到的鉴赏眼光，因为上述这些画家在当时的西方世界里可说是“名不见经传”，根本无人知晓。
“奥托·昆墨尔之眼”展场
后记
昆墨尔于-年、纳粹德国（即德意志第三帝国）期间任职柏林国家博物馆总馆长，年其任内受当时纳粹政府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戈培尔（PaulJosephGoebbels，-）的委托，起草了长达页的掠夺艺术品清单。昆墨尔本人是否是纳粹仍有争议，二战后在审判法庭，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亚洲艺术策展人威瑟（H.F.E.Visser）出庭为昆墨尔辩护清白。但因为参与了第三帝国政治，使得昆墨尔的学术成就以及卓绝的鉴赏眼光被阴影掩盖。年是柏林“东亚艺术收藏”成立的第个年头，也是亚洲艺术馆预计在／年往柏林市中心洪堡论坛（Humboldt-Forum）新馆搬迁前对公众开放的最后一年。柏林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馆特举办“奥托·昆墨尔之眼（OttoKümmelsAuge：Zum.Jubil?umderOstasiatischenKunstsammlunginBerlin）”展览，回顾建馆之初的历史，也展望未来！
文、图丨王静灵
王静灵为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馆中国艺术研究员
奥托·昆墨尔之眼
展览地点：柏林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馆（MuseumfürAsiatischeKunst,StaatlicheMuseenzuBerlin）
展览时间：即日起-.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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