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浙江文艺
编辑｜张同芳王子玄妙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日前，由中国文联、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协、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美术作品创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共展出12幅长8米、宽3米的作品，其中1/4的作品由中国美术学院团队完成。
12幅作品中，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油画家协会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召集我院三个团队，杨参军、井士剑、吴宪生、郭健濂、任志忠、周小松圆满完成了《十送红军》《遵义曙光》《飞渡泸定桥》三件作品的创作。六位艺术家以饱满高昂的创作激情、娴熟精湛的艺术手法，生动再现了红军战士长征中最为人耳熟能详的场景，用画笔为宏伟的历史抒写画卷。
《遵义曙光》
画种：油画
尺寸：cm×cm
创作时间：
创作单位：中国美术学院
创作人员：杨参军、井士剑、任志忠、周小松
▌《遵义曙光》创作谈
中国美术学院创作组
81年前，遵义会议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指明了方向，为中国革命迎来了胜利的曙光。81年后的今天，国家委托中国美术学院的美术家们创作历史画，以写实油画的艺术表现形式重现这一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这种庄严委托对于创作者来说既是一种莫大的信任和荣耀，同时也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和责任。
自接受任务的那一天起，中国美术学院“遵义会议”创作组就拧紧了发条、卯足了干劲，决心完成一幅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向那个苦难辉煌的岁月致敬！向党和人民汇报！许江院长非常重视这次历史画创作，他在接受创作任务后的第一时间召开了创作准备会议并指导相关工作，会上宣布了与创作有关的两项决定。一是确定创作组成员名单，由许江院长担任创作总指挥和艺术顾问，邀请专家定期对创作进行指导和检查。由绘画学院院长杨参军和副院长井士剑两位教授担任主创，由学院中青年教师任志忠和周小松共同参与创作的四人骨干创作团队。二是马上落实了创作大型历史画所需的场地和设施，从学院的层面尽最大的力量支持创作。在创作人员和场地都已落实到位后，创作组立即安排了去遵义会议会址现场进行考察和采风的活动。
年1月27日，中国农历小年这一天，创作组一行六人来到遵义，先后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革命博物馆。井士剑老师在遵义会议会址画了大量的现场速写，同行的老师也拍摄了许多照片并采集了许多第一手创作素材。通过参观遵义革命博物馆，创作组成员对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以及与之相关的许多历史事件有了更加清晰和全面的了解。这样具体的认知对于创作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从遵义采风回杭州后，创作组马上着手确定作品的立意与构思。其实去遵义采风之前，主创老师们就对以“遵义会议”为主题的绘画作品进行过细致的比较和研究。井士剑老师提出了一个创意，他说以往的绘画作品基本都是把描绘重点放在“开会”的场景营造与人物刻画上面，而对于开完会以后的描绘相对是个空白。为了避免与以往的作品撞车，我们能否画开完会以后领袖们走到室外，在走廊上远眺祖国的山河，思考红军长征的方向和中国革命的未来？我们的作品是不是应该着重刻画领袖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胸襟与气度！？关于这样的创意井士剑老师很快就拿出了素描稿和色彩稿。许江院长对于这样的构思也非常赞赏，并亲自画了一幅油画色彩稿为创作提供指导。杨参军老师也拿出一幅色彩稿，他用紫色调来表现晨曦时分的色彩和气氛，领袖们迎着晨光的脸庞和身躯呈现暖暖的色彩，画面气息宁静安详。许院长看到杨老师的色彩稿后脱口而出：“这幅作品就叫《曙光》吧！”
画过历史画的人都知道，照片资料的不足是影响创作进度的最大障碍。尤其是对画风写实的油画家来说，缺少关键照片资料就意味着创作的中断。创作组未雨绸缪，提前与横店影视基地取得联系，委托基地提供群众演员和服装道具，租用他们的影棚拍照取景。经过两次往返拍摄，创作组基本补足了现阶段创作所需的素材。根据手边的图文资料，创作组经过多次斟酌和讨论，确立了画面的基本构图和框架。
毫无疑问，毛泽东主席是画面的“第一主角”，他立于画面最显要的位置，周恩来、张闻天、朱德作为长征时期我党的主要决策者环绕在主席周围，形成画面人物的“第一方阵”。在他们身边向左依次排列着刘伯承、林彪、彭德怀，邓发、李卓然等一众战将，在这些战将中穿插排列了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几位文官，王稼祥因为受伤，所以安排他坐在藤椅上，这16位军政要员形成画面人物的“第二方阵”。两组人物动态各异、神态安然，目光中透着坚毅与自信。这两组人物的组合恰是“火车头”拉着“火车车厢”，向着革命胜利的方向一路开去！在画面最右侧，有一位站岗的红军小战士，手握钢枪目视前方，这样一个形象包含两层寓意：一是革命政权需要武装来保卫；二是遵义会议解决了长征最为重要的指挥权问题。
在画面构图和视角选择上，创作组的老师们不满足于传统的定点透视，而是把通常的60度角视域扩展为度广角视域，这样既拉伸了透视，又增强了画面的宏大叙事感。
如何巧妙用“光”来加强画面的艺术效果，历来是衡量油画艺术表现力高低的关键指标。遵义会议在1月17日早晨结束，那时东方微亮，而走廊的灯光依旧亮着。因此创作组设计画面的主光源为右侧的自然光，而左侧的灯光为辅助光，这样就形成了光源的一左一右，一冷一暖、一强一弱的巧妙反差。“光感”的成功营造和渲染成为《遵义曙光》这件作品最大的艺术亮点。
对于一幅8米长、3米高的大型历史画来说，如何形成一个“坚实而有序”的画面结构，又不至于简单和呆板，就成了一个需要反复推敲的学术问题。由于尺幅的特点，横向展开和人物队列式布局就成为画面的大节奏，横向的大线条形成画面的稳定结构。走廊的一大一小两个圆拱，在增强画面动感的同时又使主要人物被衬托得更加突出。由于画面人物大部分都是站姿，所以在节奏上容易显得单调平板，创作组在刻画人物时用衣服的轮廓和线条变化巧妙地化解了这样的问题。
创作过程是紧张、痛苦而又无比幸福的双重体验，其中滋味只有置身其中才能体会到。杨参军老师经常用这样一句话来鼓励和鞭策大家：“既然我们接受了这个创作任务，就尽力把它做到最好，不要让自己留有遗憾！”杨老师有早起的习惯，他每天早上七点半进画室，下午五点结束创作，每天近九个小时的高强度创作，几乎是风雨无阻。创作组所有成员的中饭就是一份简单的盒饭，杨老师和井老师觉得吃饭尽量从简，把尽可能多的时间留给创作，饭后杨老师就躺在硬梆梆的画台上小睡一会儿。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杨老师和井老师的感召下，创作组始终保持着充沛的创作精力与旺盛的创作热情。
创作的过程虽然艰苦，但每当画面出现一些好的效果时大家又都十分兴奋，有种收获的幸福感充满内心。当创作接近完成的时候，所有人的表情都是振奋与喜悦的。整个团队的运转是高效的，当创作在哪里遇阻，大家就马上想办法解决。整个创作制作阶段，团队的老师们达成了一个共识——不让小问题过夜。虽然创作组运转高效，但还是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些困难与其说是现实困难，还不如说是团队老师们在学术上坚持高标准而造成的客观结果。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画面中间的人物组合——王稼祥、陈云与杨尚昆三个人物的动态、空间关系反复调整了数次。有时三个人物已经基本画完，但是有老师说还不够完美，经不起推敲，于是就抹掉重来。人物动态也是几经反复，最后终于在一个相对较理想的阶段停下来，这样的调整与修改成为每天的常态。另一个例子是“杨参军老师的天空”，为了让天空的色彩看起来真实自然，杨老师连续一个星期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抓拍天空的色彩和云朵的变化。到了画室带着最新鲜的感受充满激情地作画，如此反复修改了十几遍才算满意。有几次调整是因为色彩没有达到晨曦时分的效果，又有几次是因为云彩的形状与衔接关系不理想。从观众的角度看，其实就是一点并不明显的微妙变化。杨老师这种对于画面细节近乎苛求的创作态度，对团队其他几位老师触动很大，遇到困难时，只要瞟一眼那片天空，每个人都会不动声色地尽全力解决。艺术前辈们正是以这种言传身教的方式告诉后来者：所有优秀的艺术作品中都有一种叫做“学术良心”的东西在起支撑作用。正是这种灵魂性的东西让一些历史画穿越时空呈现在我们面前，而成为不朽的经典。
这幅大型历史画作品的创作历时十个月，团队成员通力合作，克服重重困难而不辱使命。作品完成时，每个人的内心是幸福而充实的，表情是镇定而喜悦的。
遵义曙光照亮中国之路！
艺术家在描绘历史的同时也置身于历史之中。
《十送红军》
画种：中国画
尺寸：cm×cm
创作时间：
创作单位：中国美术学院
创作人员：吴宪生
▌历史画创作也要有新意
──《十送红军》创作谈
中国美术学院创作组
接到《十送红军》的创作任务时，已是五月下旬，要在四个月内完成高3米宽8米这样大幅、且人物众多的创作，任务重、难度大。刚开始时我也有些犹豫，因为时间太紧迫了，而且当时是杭州的炎炎夏日，经过再三斟酌，我还是接受了任务，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
《十送红军》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系列历史画创作中的第一幅，取材于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从中央苏区突围寻找新的出路的伟大壮举。红军在江西的于都县于都河上架设浮桥，八万多中央红军乘夜色渡过于都河，自此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既然是历史画创作，必须尊重历史事实，还原真实的历史。虽然以前对长征也有所了解，但仅仅是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看待，没有很深入地了解其产生的历史根源，要画好历史画，必须深入地了解。因此在动手画之前，我先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了解了长征产生的历史背景。长征是因为当时的中央“左倾”路线的错误，导致了中央苏区根据地的丢失，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迫不得已做出的重大战略转移，是关系中国工农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举措。这种沉重的历史背景，便为这张画奠定了一个基调──凝重而又有些悲切，沉着而又有些匆忙的气氛。要画出中国共产党人、红军战士和中央苏区人民群众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气质和必胜的信念。
因为历史画有特定的时空限制，在构图时我设定了一个于都城外于都河边苏区人民送别红军的场面。但如果仅仅是个场面，又显得有些平而散，于是我又安排了这样一些军民互动的情节：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拉着红军指挥员的手，送自己的小儿子参加红军；女游击队长在安慰不能随军长征的重伤员；红军女战士与自己的兄弟告别；老大爷握着老战士的手，说：“你们一定要打回来！”；儿童提着灯笼给亲人照亮；小姑娘端上一碗碗热茶……穷人的军队为穷人打仗，人民与子弟兵鱼水情深，红军开始长征时，苏区的老百姓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参加担架队、运输队，为红军抬伤员、运物资、送弹药。画面利用各种人物的动势、表情，力求营造出一种军民依依惜别的气氛。
在构图处理上，我采取了动静结合的办法，即前面的一组抬木箱、推小车的人物动作幅度较大，动感较强；后面老太太与红军首长的一组相对动态较为静止；再后面大队的行军队伍将这一动一静联系起来，构成一个整体，形成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气氛，但毕竟是军队过河，要有一个整体的趋势，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是向着过河的方向，同时不时有人回头照应，统一中又有变化。另外，因为运动的方向一致，动态处理很容易单调重复，于是我在动态处理上颇费了一些脑筋，有扛、有抬、有推、有挑；有大步跨的、有拄着木棍走的、有扶着伤员的、有举着火把给大家照路的，总之，尽量力求在统一中有变化。在环境和背景的处理上，我选择了在江西苏区常见的一颗大樟树，树的左边是于都城，右边是于都河，河对岸是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是红军长征即将翻越的千山万水。对红军指战员们来说，要放弃这片用生命与鲜血开创出来的苏维埃根据地，是令人痛心的。他们对脚下的这片土地寄托着无限的希望，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红军一离开，苏区的老百姓便要遭殃，红军指战员们都怀着深深的忧虑，虽然双脚已离开了苏区，但是时时牵挂着苏区的老百姓，千言万语道不尽离别情，唱一首《十送红军》为亲人们送行：“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
构图确定下来之后，便是放大稿。因为时间紧，我的小稿画的比较仓促，只是勾了个大概的人物动态。于是我采用了打格子放大的老办法，先将小稿中的人物动态放大到宣纸上，再在宣纸上直接画素描精稿，因为宣纸上改动很麻烦，所以我精稿画得比较细致，前后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大场面的历史画因为人物众多，很容易陷入造型雷同化，为了避免这一通病，我在形象的搜集上颇下了一番功夫，全画清晰可见的人物形象有五十余人，我力求每一个人都有真实的原型，在形象刻画时，力求赋予每个形象应有的人物性格。遗憾的是，因为时间太紧迫，不能再深入到当地去搜集形象，否则，形象的表现可能更丰富一些，更有地域特色一些。
最后画正稿便牵涉到技法表现的问题，以往以中国画画历史画，要么工笔重彩、要么水墨写意，但我觉得这两种方法用来表现这个题材都不十分恰当。近年来我一直在尝试意笔重彩的表现方法，我觉得《十送红军》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因此我做了《十送红军》色彩小稿，色墨并用，以色彩表现为主。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吸收了西画的表现方法，同时用中国画的线条表现去加强，块面塑造加线条勾勒，以形象塑造为主旨。此外，因为中国画本身的颜色有限，适应不了色彩塑造的需要，所以我又加入丙烯、水彩颜色，什么出效果就用什么。
用中国画来表现革命历史题材，面临着许多具体的问题。例如大场面中的人物组合、造型、形象的深入刻画、服装道具的表现、气氛的渲染等等，传统人物画技法中可借鉴的东西不多，根据题材表现的需要，必须大胆地去其他画种中去借鉴、去创新。艺术表现要讲艺术形式，但在历史画创作中，形式的取舍，要以内容表现的需要来选择。传统人物画以水墨、线条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在人物的造型、性格的刻画，以及其他客观物象的表达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客观表现又是革命历史题材最重要的基本因素，人物、道具、环境的真实再现，必须要依赖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如果我们死抱着传统人物画的笔墨形式不放，甚至以笔墨的形式来左右内容，其作为历史画的表现性自然大打折扣。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中国画的创作领域在不断拓宽，新的题材、新的内容，需要创造出新的表现技法、新的笔墨形式，中国绘画发展之路才会越来越宽广。长期以来，我们研究中国画，多强调它的写意性特征，而对其写实的特性重视不够，中国画究竟能不能写实，怎样去写实，是不是一写实就非工笔或制作不可，写意与写实可不可以结合在一起来表现，这些都是中国人物画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碰到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依赖大量的创作实践，不断积累经验，找到突破的途径。
四个多月的精力，全扑在《十送红军》的创作上，身心耗费，个中辛苦，自不待言，然有苦也有乐，我很享受创作的过程，自己真心想做的事，累一点也是开心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开创了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八十年过去了，红军长征的精神一直在不同时期鼓舞激励着中国人，为了真诚的信仰，为了崇高的事业，不惧怕任何挫折险阻，吃得下任何艰难困苦，不惜流血牺牲，百折不回，前赴后继，向着既定的伟大的目标奋进！有这样的精神，还有什么干不成的事业！八十年来，中国的这片土地上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已站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人民，正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类做贡献，继续发扬光大着红军长征的精神，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迈开新的步伐。
《飞渡泸定桥》
画种：油画
尺寸：cm×cm
创作时间：
创作单位：中国美术学院
创作人员：井士剑、郭健濂
▌再塑历史
——飞渡泸定桥创作谈
中国美术学院创作组
为了积极贯彻落实中国文联、中国美术家协会为纪念红军长征八十周年进行美术创作，中国美术学院许江院长亲自领导与组织的指导下，以绘画艺术学院杨参军院长为主导的创作团队完成了油画《飞渡泸定桥》的创作。
我作为创作团队前期历史调研、思想学习、素材收集、创作草稿等工作的主要人员，率领任志忠、周晓松、郭健濂等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刘志成、胡水梁等人进行了大量的考据和研究。通过这样一个创作梯队的构成，旨在培养青年一代对当代历史画创作的思想品格和创作能力，培养如何面对历史，如何传承优秀历史画创作主题性与艺术技法相结合的经典，更重要的是探讨历史与历史性的创作问题，如何在确立主题思想的基础上，注重历史画在新时代的再现与表达，从而在传承优秀历史画的基础上，拓展历史画在当代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意义。
在《飞渡泸定桥》这幅画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力图在特定的时间以不同的空间来诠释长征期间红军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红军在年5月29日凌晨勇夺泸定桥，全军顺利通过大渡河，使国民党军队大渡河防线彻底崩溃。我们详细分析了历史上有关这个主题在不同时期的创作。吸取经典的创作要素，在认真研究了诸多艺术前辈的创作经验的同时，也提出了不同视角和新命题，最后选择了二幅具有代表性的构图。一幅是从勇士们的背影来展示“飞夺”的视觉效果，构图和以往的作品相比较，更具有一种创新的视觉角度和艺术形式。另一幅，是以“正视”的视觉效果来表现红军勇往直前的精神。在听取了众多艺术前辈的指导意见之后，我们最终定稿选择了“正视”的艺术构图，它是弘扬了红军长征的艰难与浴血奋战的史诗般的历史画面。震撼激烈的战斗场面，代表性的历史场景，在艺术表现上注入了历史性的时空概念，突出了当代历史画的强有力的表现手法和写意精神。
表述与描述的方式形成了历史绘画独特的艺术创作线索与根源，透过历史画所包含的政治与宗教、人物与事件、场景与场所等表象特征，以历史性的视角研究历史画创作的时代精神与艺术作品本身的历史性的双重问题，意义深远。历史以时间、地点、事件等因素具体发生，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影响绵延。
中国的历史画创作形成了以“红色经典“为现象的创作方式与方法。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艺术真实写照与艺术语言形式。
历史画以其独特的社会性与社会意义的创作理念揭示与还原了历史与真实的基本问题。历史果真可以还原吗？这种还原存在着或缺与挤塞。史料与场域是还原的最初媒介，也是揭示事件的最主要要素。艺术形式语言多样性仍是这种还原的依托。
在今天这个图像与媒体的时代，以情节、主题、写实表现的历史画创作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历史性成为历史画创作的主要特征。首先，历史画作为研究人类社会历史进程重要转折的主要视觉表现与凝眸，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指明其“历史”一词为“调查”、“探索”之义。《大英百科全书》（年版）中“历史”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第一种指的是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种指的是对此种往事的记述以及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后者是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的研究和描述。
关于历史的描述，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指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历史学家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历史画是艺术家将这种思想得以视见，历史画既不仅仅是历史事件重现，也不仅仅是写实与表现手法的形式，而是将历史的精神与意义释明。这种释明其核心的指明是历史的记忆，用视觉之光点燃真实的决定性意义的历史时刻。
形成思想的凝思与感召。释明的条件表征具有限定与自证和自明，体现在空间和时间的凝固与绵延。这个“历史事件”决定了自身性质，它和证明自身有特定的证据，证实并在时间中验证，并形成自身的相约与限定。这种释明在历史的变化中未被改变且释出光亮。人物在这里成为主语，作为发生者与“事件”之后的它者，同是这个“在场”的意义追问与解答的思想者。赫尔德林认为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生命进程，人类生命的时间就是历史的时间，也就是“历史性”。
探究个体和群体生命社会的体验，涵盖和伴随着时间性与空间性生命存在。而体验的时间性在社会与历史的世界中就体现为人的“历史性”。因而“历史性”成为历史与历史画重要词语与观念。历史画形成由这生命、时间、空间构成，又由生命的存在者来完成。海德格尔以存在论阐述了“历史性”通过“此在”来注释历史。此时的历史事件是此在生存的时间性体现，由此历史由事件的发生存在者转化为历史性的此时存在者，演绎为活化的时代尺度，形成与构建。而历史性也就成为了此在存在论的基本建构。与此同时，生命作为这个此在存在论的注释者，构成了这个释明的整体性，并在历史性中不断深化与释明。
回顾建国以来的历史画创作历程，基本经历了从红色革命经典时期向现实主义转变的创作现象，同时涌现出倡导民族精神的历史画创作经典作品。今天所面对的历史画创作如何再现历史，如何呈现历史性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历史画《飞渡泸定桥》创作草图与小稿试图对创作主题的历史与历史性予以新的视角。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创作都反映了这个重要的历史题材，艺术表现手法从红色革命经典到八十年代的日常性再现，延续到九十年代的以现实主义创作为典型的创作高峰。从场景到情节和人物肖像的精神刻画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图像。还原于历史与历史性。以“此时”为时间与空间进行描述创作，创作手法以写实与表现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加深对创作主题的理解与表现，重点对人物肖像性格的刻画塑造和道具真实性的考证。在艺术表现手法和风格上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精神，象征性为艺术表现理想，写意性表现为创作情怀，提出了对历史画课题研究的时代注释。
出品：中国美术学院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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