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金文承载着历史文化和书法艺术的双重价值。作为古文字发展的重要阶段，随着所处时期社会人文环境的不同，金文的形体和风格表现出极为丰富多样的变化。在国家博物馆和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的协助下，年第10期《中国书法》推出了“西周金文书法特辑”。为此，我们分别约请了青铜器与金文研究的专家盛为人、丛文俊、王晓光、陈英杰、陈亮等先生从不同角度分别撰文。专辑的图版，除了大量的拓片以外，还配发了青铜器实物的高清照片与局部文字的细节，从而为读者呈现西周金文绚烂多姿的整体风貌。本期首先推出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青铜器选。
西周中期金文字体、书风探析
盛为人
从考古学的角度，西周铜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和西周晚期，每一个时期对应的王世为：西周早期当武、成、康、昭王世，西周中期当穆、恭、懿、孝、夷诸王世，西周晚期当厉、宣、幽三王世。
西周中期是西周青铜文化趋向成熟的时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青铜器在组合、器形、纹饰、铭文内容和字体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与西周早期相比，西周中期时，青铜文化呈现出较明显的新面貌：以爵、觚为核心的酒器组合最终被以鼎、簋为核心的食器组合所替代，青铜盨等器型的出现丰富了食器组合的种类；器形方面以鼎、簋等器类为代表，形制流行垂腹造型；纹饰的变化表现在殷商以来盛行的饕餮纹失去统势，对称的大鸟纹、长尾鸟纹、顾龙纹、窃曲纹、波带纹等变形纹饰成为主流；铭文内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革，族氏铭文、仅祭祖先的短篇幅铭文日渐稀少，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等内容的长篇铭文成为大宗，“廷礼册命”成为最流行的铭文主题，发达的宗法制孕育出高度程式化的“嘏辞”，弥漫着“郁郁乎文哉”的色彩。
铭文字体和书风在西周中期同样发生着嬗变。西周早期的铭文字体明显受商代晚期的影响，字形大小参差，个别笔画中间粗肥，首尾出尖，捺笔多现波磔，字体浑厚，书风豪放，气势不羁。西周中期以来，上述这些特征已不多见，而呈现出规矩整饬、端正典雅的风格。下面我们将西周中期分为三个阶段，结合具体器物的铭文进行详细论述。
西周中期偏早（穆王世）的金文字体特征
穆王时期的金文字体可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字体略显修长，第二类字体小而拘谨，这两类字体共同特征是整洁规矩，但个别笔画仍存有粗笔，字间距较大。
第一类字体以年陕西扶风法门庄白村伯墓出土的（冬戈）鼎组器为代表，如（冬戈）鼎（、）、（冬戈）簋（）等，以“王”“用”“乍”等字为典型，凸显修颀之态，“宝”字所从之“宀”呈耸肩状，所从之“贝”下不封口，这些笔画结构都是西周中期偏早的字体特征，“又”“氒”等字的捺笔依稀存有波磔，这是早期铭文字体形态的孑遗。与（冬戈）组器字体风格相似的还有首都博物馆收藏的班簋（）、旅顺博物馆收藏的吕鼎（）等，上述二器业已成为穆王世的标准器。新近出现的?组器和卫组器也属于字体修长的这一类。?组器包括：?鼎（）一件、伯?簋（）两件、?簋（—）四件、?盨（）一件、?盘（）一件、?盉（）一件等；卫组器包括卫簋（、）四件。其中?鼎、伯?簋两件、?簋（）、?盘、?盉、卫簋（一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组器的时代在穆王前期，卫与?是兄弟关系，时代也应相仿。?组器与卫组器的铭文字体与（冬戈）组器酷肖，代表了这一时期金文字体的一种风尚。
第二类字体以年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丰卣（）等为代表，这类金文字体较小，笔画拘谨，结构略显散弛。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的典簋，簋铭历日四要素俱全，有“廿年又四年”的纪年，其年代划入穆王世，铭文字体可归于此类。
西周中期中叶（恭王世）的金文字体特征
在金文书法风格上，恭王世的铭文字体一方面继承了穆王时期的两种类型，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变化。下面我们结合具体器物分析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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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长类字体成为这一阶段的主导大宗
穆王时期铭文笔画中仍能见到的粗笔波磔已消失殆尽，字体更加规整，字形呈长方形，笔道粗细均匀圆转，趋近“玉箸体”，布局严正。年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史墙盘（）、年扶风强家村窖藏出土的师（才食卂）鼎（）等是恭王时期的标准器，铭文字体具备上述特征，尤其是史墙盘铭文布局对仗整齐，字体工致规整，笔画珠圆玉润，书风秀朗峻清，堪称西周中期金文书法巅峰之作。
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拟西周年表，给予恭王的在位年数是23年，但随着新材料的不断问世，出现了一些高纪年的铜器，学界对以往划为穆王世的高纪年铜器有了新的认识。由王占奎、韩巍先生提出的“恭王长年说”，日渐被学界所接受。这些高纪年的铜器有一些铭文字体也属于这一类，以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录見）簋（）和作册吴盉（）为代表。另外新见的爯组器铭文字体也可归于修长类，爯组器包括：爯鼎一件、爯簋（、）四件、爯盨（）一件等，其中爯鼎和《铭图》未著录的两件爯簋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除了《铭图》（）那件爯簋与其他爯器铭文内容略有差异外，字体风格也不同。爯簋（）最早由吴振武先生著文探讨，推测此簋年代晚于图九器、班簋而早于免器，即介于穆王与懿王之间，其说可从。上述诸器的字体皆呈长方形，体态修长，竖笔有被拉长之势，常见于“用”“乍”等字，尽显典雅之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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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而紧促的字体继续存在
这种字体笔画较短，结构紧密，字间距也较小，颇有局促感。代表性的例子可举出年陕西丹凤西河乡出土的虎簋盖（）及近年新出的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图十簋（）等器，上述二器铭文皆有纪年，分别为30年和28年，虎簋盖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重要的年代学资料，曾被认定是穆王时期的标准器，现在看来将其纳入恭王时期是没有问题的。二簋铭文俱为小字体，玲珑小巧，颇显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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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博松散的字体也是这一时期金文书体的特色
这类字体接近于修长类字体，尤其是笔画的均匀程度和圆转之态二者是没有差别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结构上，这类字体字形较为宽扁博大，体架松散，布局稍显错杂、涣散。年岐山京当董家村窖藏出土的裘卫诸器是这类字体的典型，包括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廿七年裘卫簋（）、裘卫盉（）等。
西周中期偏晚（懿、孝、夷三王）的金文字体
这一阶段的金文字体基本延续了恭王时期的小巧形和宽博形这两种，它们的共同点皆为结构松散、乖张，布局稍显散漫，疏松。小巧形的字体以懿王世的免组器为代表。免组器包括免簋（）、免簠（）、免盘（）等。字形小，笔画短，笔道末端似有出锋。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士山盘，旧被认为是恭王时器，现学界将其纳入懿王世，铭文字体也属于此类，短笔居多，格局拘谨，布局稍显零散。
宽博形的字体以上海博物馆收藏的15年趞曹鼎（）和新见的（田允）簋（）为代表，趞曹鼎铭中有恭王的谥号，（田允）簋铭时王称恭王为显考，二器时代无疑在懿王世，二簋铭文字形宽扁，结构舒张。年西安张家坡窖藏出土的元年师（方丿一史）簋（—）和年西安五星乡兆元坡出土的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辅师（未攵反）簋（），二簋年代在孝、夷之际。
当然这一时期的金文书法不乏规整的玉箸体，熟知的有扶风庄白窖藏出土的（疒興）组器，参见（疒興）簋（—）、三年（疒興）壶（、）、十三年（疒興）壶（、）、（疒興）钟（—）等，其铭文布局井然整洁，章法严整，笔画均匀玉润，书风典范雅致。
先秦金文书法的学习与借鉴（节选）
丛文俊
金文书法的学习与借鉴
学习先秦金文书法，两三千年的漫长时间与文化隔膜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要想突破这种障碍，不仅需要恒心，还得讲求方法。据笔者观察，今人学习金文书法，起手多自近现代乃至于当代名家为始，或借助吴昌硕石鼓之法，或借助小篆之法，或借助装饰之法，或借助时尚中的夸张变形及改作之法。有些取法清贤，如杨沂孙等，而后略作其他选择，大体不涉古法。前些年大展多见的出于西周金文的作品，唯《散氏盘》一枝独秀，作者互相陶染，面目皆自相似，几乎没有直接临习《散氏盘》原拓者。此外，有些人热衷于中山王三器题铭的装饰性书体，其画字之弊较铁线篆尤甚，且学习多据摹本字书，极尽纤巧之能事，格调卑下，不值得提倡。在笔者看来，篆法渊源在于先秦，精华萃于两周，即便学习小篆，也应该摆脱清代以来积习，到古法中取经。具体地说，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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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解字
古文字书法均须自识字始。识字不仅限于认识，还要能做到正确解读其构形方式和构形要素，也就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例如，象形字都是独体之“文”，不能再分解，数量也不是很多。会意字需要搞清楚两个或两个以上偏旁的位置关系，明确它们是怎样借助原义来合成新字的，也就是《说文解字?叙》讲的“比类合谊，以见指撝”的用意。形声字情况比较复杂，单纯的一形一声好懂，即使是不断累积的繁复字形，也都可以逐一分解还原。比较困难的是声兼义现象，例如学者常提到的会意兼形声、《说文解字》中的“省形”和“省声”、多形多声等，但数量不多。有些加偏旁的分化字，其新增偏旁在构形中无实际意义，可以视为“假性偏旁”；有些异体分化字，要能为其溯源，以免误解；有些独体象形字、合形会意字后来发生讹形，变为分离的类似形声的左右结构，在找不到明确的形符声符的情况下，要学会上溯复原。形声字的形、声符于位置，上下左右内外的结构方式都有，需要仔细把握。形声字还有一种义近形符互用的现象，这种异体字在先秦金文中颇为普遍，值得北京看白癜风比较好的医院北京治白癜风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