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60年代，中国国家博物馆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馆并立时期。这一时期，两馆除分别展出“中国通史陈列”、“中国革命史陈列”基本陈列外，还筹办了一系列专题和临时展览，开创了建馆初期的展陈体系，为本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20世纪60年代 中国历史博物馆 中国革命博物馆 展览

1960年8月31日，北京市文化局转发文化部关于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更改馆名的复文，确定“北京历史博物馆”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革命博物馆”更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1]，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由此建立，中国国家博物馆进入两馆并立时期。从1961年7月正式开馆到1969年9月两馆合并，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除分别展出“中国通史陈列”、“中国革命史陈列”基本陈列外，还筹办了一系列专题和临时展览，开创了建馆初期的展陈体系，奠定了两馆事业发展的基础。本文仅就20世纪60年代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专题及临时展览作简要的阐述。

一 基本陈列

1961年7月1日，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式开馆，两馆的基本陈列“中国通史陈列”和“中国革命史陈列”也同时向观众开放。这两个基本陈列的成功推出经历了长期的筹备和反复的修改过程。

(一)“中国通史陈列”的修改及正式展出

20世纪50年代，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前身）就陆续筹备或展出了“原始社会陈列”、“夏商周陈列”、“魏晋南北朝陈列”、“隋唐五代陈列”、“宋元陈列”、“近代史陈列”等中国历史的系列展览，这些展览为“中国通史陈列”的筹办奠定了良好基础。1958年10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两馆筹建领导小组成立后，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陈乔被调到历史博物馆主持日常工作，随后拟定了“中国通史陈列”重点大纲和“中国通史陈列”六条原则。经过紧张有序的工作，“中国通史陈列”于1959年10月初公开预展，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1960年11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分析、整理各方所提意见的基础上，拟定了“中国通史陈列”修改工作规划方案，确定了“全面审查、重点提高、突出红线”的修改原则，也就是在全面审查原有“中国通史陈列”体系的基础上，认真贯彻中央指示的五项原则（即：政治挂帅，突出红线；政治倾向性与历史真实性相结合；突出中心与照顾各方面相结合；少而精与丰富多彩相结合；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对陈列中的“农民起义”，“原始、奴隶、封建社会三个历史阶段的转变”，“历史人物”，“生产斗争”，“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五个方面的内容进行重点修改提高。

具体来说，农民起义方面，重点修改秦末、隋末、唐末、元末、明末等五大起义，更加突出地表现起义的作用；原始、奴隶、封建社会三个历史阶段的转变，着重表现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关键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暴力革命来完成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与其言行和重大事件结合起来，既要肯定其对当时历史的推动作用，也要适当地反映其历史局限性；生产斗争应把“以农立国”作为提高的中心，着重表现历代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方面的勤劳智慧、发明创造、农业生产经验总结等；民族关系方面，重点修改唐、元、清代，突出表现汉藏关系、清代民族关系的发展；中外关系方面，重点修改唐、明、清代的中外关系，应强调经济文化的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要优先突出表现兄弟国家。

当时，本馆提出的口号是：“坚持自力更生，争取外援，集中力量，重点修改。”在修改过程中，注重事件人物与实物例证相结合，在展品的组合上采用文物配套的陈列手法，经过一年多紧张有序的工作，按计划共对6个单元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并调整了开头与结尾的气氛。196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40周年之际，“中国通史陈列”被批准正式展出（图一）。

此次展出的“中国通史陈列”从50万年前中国猿人时期开始至1840年封建社会末期为止，既按照社会发展分期，又按照中国历史朝代排列，共分原始社会馆、奴隶社会馆、封建社会馆三个馆，展出各种文物资料9000余件。其中，原始社会馆（约50万年-4000年前）陈列着从50万年前中国猿人时期到4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时期的各种遗物。奴隶社会馆（约公元前2000-公元前475年）陈列着夏、商、西周和春秋各个时期的文物。封建社会馆（公元前475-公元1840年），陈列着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明清时期的文物。这些文物生动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2]

“中国通史陈列”从正式开放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前，较大规模的再次修改是在1963至1964年间进行的，这次修改主要是充实了历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

（二）“中国革命史陈列”的修改及正式展出

1950年3月，国立革命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前身）在北京成立。8月，该筹备处更名为“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1958年，中央决定在天安门建筑新馆，要求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个时期的陈列于1959年国庆节（“十一”）同时对外开放。1959年9月，三个时期的陈列在经过5月和7月两次预展后在新馆布置就绪。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审查后，认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陈列大体可用，但其余两个时期的陈列，“毛泽东思想不突出、陈列面积过大、陈列的艺术处理过于单调、贫乏，缺乏气势，因而决定‘十一’暂不对外开放，只在党内一定范围内试展”[3]。中央书记处同时决定成立以陆定一、康生为首的建馆领导小组，进一步加强领导。

在1959年10月到1960年10月的一年间，根据中央书记处对陈列的具体意见和建馆领导小组批准的“突出红线、大事不漏、缩短战线、增强气势”的方针，分别于1960年1月、5月和10月对其进行了3次较大修改。修改后的陈列力图“突出红线”，就是要求能够如实地反映革命发展的规律。但是由于没有很好地把握博物馆陈列的特点，陈列了过多的毛泽东著作、语录和其他文字材料，而实物和其他形象化的展品较少；另外，艺术设计的风格也不够统一，显得杂乱。因此，1960年“十一”后，中央决定暂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陈列工作，集中力量搞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陈列，争取在196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之际公开展出。

1960年11月和1961年1月、4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又先后对陈列进行了3次修改，到4月21日，基本准备就绪。修改后的陈列减少了毛泽东著作和语录的数量，简化了陈列的文字材料，进一步突出了陈列重点，加强了对文物组合的研究和对总体设计的领导，统一了艺术设计风格。5月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央筹建领导小组陆定一、康生、周扬、田家英，以及中宣部、文化部领导邓力群、齐燕铭、徐平羽来馆审查陈列。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审查陈列后指出：“红线基本上突出了，设计和制作质量亦有显著提高，只是作为革命史陈列，出现的历史人物面显得窄了些，国际援助的材料还应再充实些。”[4]根据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审查意见，1961年6月，又对陈列作了进一步的修改。7月1日，“中国革命史陈列”如期正式对外展出（图二、三）。

此次展出的“中国革命史陈列”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1919）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两个部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陈列主要表现了七件大事，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反帝运动和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陈列共分五个阶段，即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该展览共展出文物3600余件。这些文物包括记录各个革命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历史文献、图片、资料，革命领袖人物、革命先烈和革命群众使用过的实物，他们的手迹，以及我国艺术家为博物馆创作的反映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许多绘画和雕塑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前仆后继、英勇不屈地进行革命斗争，终于取得最后胜利的全部历史进程。

1963至1965年间，因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革命博物馆又对“中国革命史陈列”进行了两次修改。1963年，本着原有陈列体系不动的原则，在清理一级品文物的基础上，对陈列进行了一次小型修改。此次共改动46处，撤下展品211件，补充新展品227件。通过这次修改，改变了以往文物不典型、表现主题不力的现象，使陈列思想更明确，文物展品更充实，展品的陈列也更合理。1963年9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再次酝酿修改“中国革命史陈列”，此次修改一直持续到1965年2月结束。原计划对陈列中的14个单元进行修改，但因种种原因，最终仅就“太平天国”单元进行了少部分的修改。而原定在国庆20周年展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陈列”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二 专题和临时展览

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正式开馆后，在基本陈列“中国通史陈列”和“中国革命史陈列”长期展出的同时，还举办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专题和临时展览，丰富了广大观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一）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临时展览

20世纪60年代，中国历史博物馆主要举办了“鄂伦春族历史文物展”、“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历史文物展览”等专题和临时展览。

鄂伦春族分布在中国东北部的大小兴安岭一带，从事着以狩猎为主，以采集、捕鱼和家庭手工业为辅的生产活动。为揭示该族的历史概况、反映其在解放后发生的巨大变化，本馆在开馆后不久就遵照文化部的指示，积极筹办“鄂伦春族历史文物展”。1961年10月至12月和1962年8月至10月，本馆两次派人赴鄂伦春族聚居地征集文物。在当地领导干部和群众的热情支持帮助下，共征集到949件文物以及一些文献资料。在调查和征集文物的基础上，本馆相关工作人员对文物进行了整理和研究。经过精心的准备和反复的酝酿，最终拟定“鄂伦春族历史文物展”的陈列提纲。提纲包括“世居山林的鄂伦春人”、“狩猎为主的生产活动”、“衣食住行和文化生活”、“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四个部分。1963年元旦，“鄂伦春族历史文物展”在本馆公开预展。该展从筹备到展出历时一年有余，比较系统、生动、准确地反映了鄂伦春族的历史及现状，为今后专题展览的举办积累了经验。

傣族主要分布在中国云南省境内。根据文化部、文物局“征集兄弟民族历史文物并组织专题展览，用活的典型材料补充‘中国通史陈列’”的指示，本馆于1962年开始筹办“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历史文物展览”。7、8月间，本馆先后派出4人工作组赴云南征集傣族农奴制文物。在云南省党、政、学术机关的大力协助下，傣族文物征集工作顺利进行，到12月，已经征集到文物1200多件，搜集抄写文献资料25万字，发现石器时代遗址十几处，同时云南民族研究所也为本展览提供了大批民族史志、调查报告等。1963年1月，本馆又增派1人会同原来的4人工作组继续进行傣族文物的补充征集。所征集到的文物包括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物质生活、文化艺术、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傣族典型农奴制的历史脉络。1964年8月，在经过两年的艰辛工作后，终于成功推出了“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历史文物展览”。该展分“自然环境和历史沿革”、“封建领主经济”、“领主与农奴的阶级对立”、“领主政权和政治制度”、“文化艺术和宗教信仰”、“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六个单元，通过2000多件展品，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傣族社会解放前的基本情况和解放后发生的巨大变化。

（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专题和临时展览

中国革命博物馆开馆初期，筹办的专题和临时展览主要有“辛亥革命历史文物展览会”、“雷锋同志模范事迹展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三十周年展览”、“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纪念展览”、“大寨展览”等。

1961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与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筹委会联合主办了“辛亥革命历史文物展览会”，该展览于1961年10月9日开放，展期为一个月，共展出历史文物400余件，这些珍贵的文物记录了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及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经过。

1963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了“雷锋同志模范事迹展览”。该展览的展品内容和陈列形式与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的基本相同，只是在设计和文物组合方面有所改进。该展览从4月初着手准备，经过半个月的紧张工作后基本布置就绪，4月18日至21日预展4天，23日正式展出。展品共包含300多件复制的文物和照片，其中有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的题词，雷锋的日记、信件和经其圈点过的毛泽东著作，雷锋遗留的各种实物等。展览内容的政治审查由共青团中央书记处负责，本馆负责组织和接待工作。展览于7月底结束，共接待观众236220人次。

1964年，为纪念遵义会议30周年，同时也为充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列中长征部分的内容，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筹办“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三十周年展览”。1964年3月，长征展览组成立。5月底，该组成员学习了毛泽东关于长征的论著和文章，访问了12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摸清了库藏有关文物的家底，并初步了解了军事博物馆收藏的有关文物，分析了陈列中存在的问题，初步制定了展览提纲，提出了辅助展品和美术作品的题材和征集计划。6月又派出5人分两路到四川、陕西、云南和贵州等地征集有关文物。该展原定1965年1月正式开放。但因形势的变化未能展出。

1965年7月下旬，中国革命博物馆遵照上级的指示，开始筹备“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纪念展览”。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全馆总动员，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展览提纲、内容设计、美工设计、加工制作和现场布置等一系列工作。文化部、中宣部、文物局领导分别来馆审查展览并提出修改意见，在根据上级领导意见进行局部修改之后，展览于8月20日正式开幕。展出期间，邓小平、邓子恢、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亲临现场审查；民主党派负责人及社会著名人士季方、梁思成、高士其等人也到馆参观。该展览从8月20日至9月25日共开放35天，接待国内观众153585人次、外宾16批211人次。该展览以抗日战争等时期的人民战争内容为重点，脉络较清楚，体系也较简练、概括，基本上贯彻了中央纪念抗战胜利20周年的宣传要点精神，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

同年，中国革命博物馆还与山西省委联合举办了“大寨展览”。该展在山西省委的领导和大寨人民的热情支持下，经多次修改后，于1965年11月20日在山西省太原市正式展出。“大寨展览”的筹备过程是边学习、边调查、边设计、边修改、逐步提高的过程，是中国革命博物馆走出去、依靠当地党委领导和群众支持的初步尝试，也是把办展览的一整套工作搬到农村去做的第一次尝试。“大寨展览”展出时，“虽然正值严冬季节，但每日清晨，还不到开馆时间，参观的人们冒着严寒，顶着北风，就从四面八方涌向展览会门口。到12月15日，已接待观众32600余人，每日平均接待1600余人。这些观众，多是干部、职工、学生、解放军官兵、街道居民，也有一些来自全省各市、县和全国各地。许多观众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自己的参观心得和深切感受，并建议将‘大寨展览’的内容制成图片、挂图或幻灯，到全省农村各地进行巡回展出。”[5]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到两馆合并前，为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中国革命博物馆又举办了“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事迹展”、“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会”等专题和临时展览。

1966年7月2日，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事迹展”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开幕。该展陈列的218件展品中，除美术作品、照片、模型和兰考县委的文件外，还有焦裕禄同志生前学习过的毛泽东著作、使用过的劳动和办公用具及亲笔书写的许多文字材料等。展览从6月20日开始预展以来，每天都有大批群众前往参观，社会反响较大。9月上旬，该展被首都红卫兵查封。

1967年6月1日至11月30日，“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简称“红展会”）在北京展览馆举行。该展“从筹办到结束历时一年另两个月，经历了筹备、展出和结束工作三大阶段。”[6]该展闭幕后，经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同意，将全部文物、展品、资料等移交中国革命博物馆归档保存，由本馆负责整理、收藏、陈列。移交工作于1968年1月15日结束。

同年7月，“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会”（简称“安展”）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为配合展览，由时在中央工艺美院就读的学生刘春华执笔创作了巨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该展于国庆前筹备就绪，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也在10月1日展览开幕时首次与观众见面。该展从1967年国庆至1969年8月展出近两年，观众达250余万人次。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150个单位来京复制了该展，到1969年8月，大小“安展”已遍布全国各地。1969年8月20日，根据中央和北京市的指示，“安展”移交中国革命博物馆，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也一度由本馆收藏。8月31日，根据上级指示，“安展”办公室发布通告，宣布该展从9月1日起停止展出[7]。

三 结 语

综上所述，20世纪60年代，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经过反复论证、修改和完善，比较成功地推出了基本陈列“中国通史陈列”和“中国革命史陈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两个基本陈列在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初步形成了两馆的展陈体系，对两馆乃至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两馆所筹办的一系列专题和临时展览，也在当时产生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影响。但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不久就因“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中断。为保护文物安全和国家财产不受损失，1966年8月和11月，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先后宣布闭馆，“中国通史陈列”和“中国革命史陈列”先后停止展出，两馆的其他业务工作也随之陷入停顿状态。1969年9月，两馆合并为“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1970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逐步开始恢复业务工作，并重新着手酝酿修改、筹办基本陈列“中国通史陈列”和“党史陈列”。

注释：

[1] 《关于北京市文化局转中央文化部关于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更改馆名的复文（复印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档案，档案号200203508500302。

［2］ 参见《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说明（底稿）》，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96103508400291。

[3][4] 《陈列工作总结（三稿）》，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96103608040009。

[5] 《山西省委同中国革命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大寨展览”在山西太原山西省博物馆正式展出》，《山西日报》1965年11月22日。

[6] 《红展会保卫工作总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96703608694025。

[7] 《展览会通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96903608300249。

（责任编辑 朱亚光）